天坛位于北京古都中轴线的东南，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后经不断改扩建，至清乾隆年间最终建成。其占地面积达273万平方米，相当于故宫的四倍，主要由祈年殿、圜丘、皇穹宇、斋宫、神乐署、牺牲所等建筑构成。作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皇家祭天建筑群，天坛建筑景观设计与营造展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是中国古代皇家祭祀建筑的杰作。它不仅承载着明清两朝国家祭天礼仪与文化传统，更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1998年，天坛以独有的象征性布局和设计，“对远东地区的建筑和规划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成为传承2000多年的中国历代王朝“合法性之象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2024年，天坛作为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同中轴线上的其他遗产共同见证了这一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夕阳下的天坛 视觉中国供图

礼天敬天：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

      人们常说皇天后土，皇天代表天神，后土为土地之神。位于黄河与汾河交汇处的山西运城万荣后土祠，即为北京天坛之源，相传4000多年前轩辕皇帝在此扫地设坛祭拜，从此开创了华夏远古祭祀的历史。

      天坛奉祀的主神为昊天上帝，又称皇天上帝，即神格化的“天”。而人们对天的尊崇，从先秦时期便逐渐萌发了。《周礼》记“冬至日，祀天于地上之圜丘”，是有关建圜丘以祭祀上天的最早文献。不过早在夏代，“天命”便已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神秘力量，成为统治者获取合法性、权威性的重要文化根源。商代则进一步将天命与王权紧密联系起来，并与其他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相融合，进而演化为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国家稳定的信仰与思想体系。不时举行的各类祭天活动，也成为当时君王宣示“天命”的重要典礼。今河南巩义黄河、洛水交汇台地上的祭祀文化遗址，很可能就是夏、商时期举行大规模祭天仪式的地方。

      沿至周代，祭天礼仪日益规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历代宅京记》载周武王伐纣代商，即在都城之南修建明堂作为布政之宫，同时“祀上帝于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明堂成为周代兼具治国施政、祀天祭祖功能的礼治建筑，其建筑上圆下方，汉代《白虎通义》疏称“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先秦《诗经》收集了众多与祭天相关的诗篇，如《周颂·我将》言“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等，充分体现出周代礼天祭天文化的信仰基础。《尚书·泰誓》所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更成为周代“奉天施政”的政治宣言。

      汉代以后，礼天祭天又演化为南郊祭天。《史记》载汉武帝因方士奏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遂下令于都城长安的东南郊建祠奉祀。南郊筑坛祭天，由此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汉、晋、隋、唐各朝，或合祭，或分祭，祀天规制不一，但在都城之南筑台郊祭的文化传统，却从未改变。每逢新帝登基，或举行国家大事，必祭告天地，以示“受命于天”“奉天而行”。南郊祭天，也逐渐成为最高统治者的标志性礼治特权。《汉书·郊祀志》明确指出：“帝王之事，莫大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

      历经变迁，祭天奉天的文化传统，同样为入主中原的各民族政权奉为圭臬。南北割据的五代十国，尤为典型，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建立后唐政权的沙陀贵族李存勖，称帝改元之初升坛祭告昊天上帝；灭梁以后，又特意在都城洛阳南郊补行盛大的祭天仪式，并几乎照搬了李唐王朝的祭天惯例。南方之蜀、吴等，亦多建郊祀圜丘，世称“有唐之遗风”。其时的南北各政权，竞相以祭天作为宣示其统治“正统性”的重要礼仪，既形象揭示出中华文明“正统”意识的演进轨迹，更充分表明，敬天祀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

南郊祀天：金元两代的继承与发展

      北京祭祀天地的传统，亦具有悠久的渊源。自周初颁封蓟、燕，今北京区域内即相继涌现出诸侯方国、地方郡县以及割据政权祀天的坛庙建筑。作为多民族国家的“首善之区”，北京建都的历史进程一般上溯至契丹南下的辽南京时期，但由统一王朝举办祭天大典，则始于金中都与元大都的南郊祀天。

      辽亡金兴，海陵王迁都，北京成为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金中都系仿北宋汴京规制，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其国家祭祀，亦充分吸纳了中原王朝的祭天传统。有“小尧舜”之誉的金世宗，就特意指出，金朝“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郊祀之礼，岂可不行？”据《金史》记载，金中都的南郊坛位于丰宜门外（今丰台附近）；北郊通玄门外，则设置方丘。每届冬至，金廷于中都南郊圜丘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祇。夏至日，则于北郊方丘祭祀。史载金初“因辽旧俗，有拜天之礼”，不时“告祀天地”，但直至天德以后，“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年间，祭天典礼方逐渐齐备。可见金中都南郊坛的设置与礼仪的完备，与海陵王继位、迁都燕京以后大力学习、吸收中原传统的祭祀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金代郊天台作为中都深具影响的国家祭祀，在北京都城坛庙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文化开创意义。金廷于中都南郊按中原文化传统设置祭天台，对于北方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祭天文化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元世祖兴建大都后，又发展了金代融汇多民族文化的祭天传统。元大都由兼通释、道、儒三教的汉丞刘秉忠规划设计，总体布局遵循《周礼·考工记》中“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传统古制。其丽正门东南七里设置的郊坛，合祭皇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自后国有大典礼，皆即南郊告谢焉”。

      《元史》载：“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其郊庙之仪，礼官所考日益详慎，而旧礼初未尝废，岂亦所谓‘不忘其初’者欤？”元初各帝对于南郊祭天尚不太重视，“每难于亲其事”，至元文宗时期“其礼乃成”。不过元大都郊坛的建设规模，则远超前代。以昊天上帝、皇地祇为核心的神位，亦排列严整。元代规范完备的南郊建筑与祭祀体制，对明清时期北京郊坛的建造与完善，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分祀良是：明代由天地坛到天坛

      明、清天坛的设置，定于明中期嘉靖年间，其渊源则始于永乐迁都之后的天地坛。

      明初太祖朱元璋制定礼乐制度，“遵古制”，于南京钟山之阳建圜丘以祭天，在钟山之阴建方泽以祭地，“岁必亲祀”。洪武十年（1377年），又以“人君事天地犹父母，不宜异处”，统一改于南郊营建大祀殿。两年后竣工，明太祖举行天地合祀大典，亲撰《大祀文》与《大祀歌》，并告诫臣下：“凡有国者，必以祀神为先。”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据《明太宗实录》记载，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新都营建基本竣工，“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其中，南郊坛建于正阳门东南，沿袭了明太祖天地合祭的“祖制”，统称为天地坛。其正南设大祀门，围墙九里。祭坛核心为十二楹的大祀殿，内设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座。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又以皇祖朱元璋、皇考朱棣配祀，“仍著典章，垂范万世”。北京天地坛的设置，对迁都之后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都具有特殊意义。

      经过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各朝的完善，北京天地坛的建筑不断增加，礼仪逐渐规范。《明一统志》载称：“天地坛在正阳门之南左，缭以垣墙，周回十里，中为大祀殿。丹墀东西四坛，以祀日月星辰；大祀殿门外东西列二十坛，以祀岳镇海渎、山川太岁、风云雷雨、历代帝王、天下神祇。东坛末为具服殿，西南为斋宫，西南隅为神乐观、牺牲所。”可见至天顺年间，北京南郊的天地坛已形成完备的祭祀体制，其整个过程共计160余年。

      嘉靖九年（1530年），大臣夏言上奏《郊祀疏》，称永乐迁都以来的天地坛合祀，“不应古典”，建议恢复明初曾经实行的天地分祀“旧制”，并将其上升到明祚“中兴大业”的政治高度。嘉靖帝定以“分祀良是”，下令“建圜丘于南郊，其北为皇穹宇；建方丘于北郊，其南为皇祇室；作朝日坛于东郊、夕月坛于西郊”。当年五月兴工，十一月酝酿确定四郊坛名称。明清以后传承数百年的天、地、日、月四坛，由此肇始。

      嘉靖帝将天地坛改为专属的天坛，敬天、祀天的仪制进一步凸显。天坛的祭祀核心为三层圆台的圜丘，与北郊的地坛遥相对应，大大强化了北京中轴线的文化意义。嘉靖十七年（1538年），又将大祀殿改建为大享殿，亦即延续至今的祈年殿前身。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修筑外城墙垣，天坛及其以西的山川坛、先农坛，均被包裹于高墙之内。北京中轴线的南端，遂由原来的正阳门扩展至永定门。天坛于西向设置正门，又增筑外墙，紫禁城以南由此形成天坛、先农坛夹“天街”东西对峙的壮观布局，也为北京中轴文化的扩展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时人许榖有诗赞称：“分祀崇郊典，严居肃帝宫”，又谓“万年瞻秉璧，灵贶自无穷”。

祭祀终成：清代天坛的修缮与发展

      清军入关后，“清承明制”，继承并发展了明中期以来的天坛祭祀传统。早在入关以前，满人就吸收中原文化，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建造圜丘、方泽祭祀天地。顺治元年（1644年）定都北京，更立即祭告天坛，宣示“天命”。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虽然天坛的主体建筑同明代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但祭祀活动更加规范，祭天礼仪也更加严整。仅康熙时期，清廷就举办祭天大典50次、祈谷大典49次。天坛在治国理政中的“文治”意义，得到强化。

      至清代中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多民族文化融汇，国家礼制建设强化。在此背景下，乾隆帝对天坛进行大规模改扩建，不断完善祭祀典礼，成为天坛文化史上继明嘉靖帝改制后又一繁荣时期。

      乾隆八年（1743年），用于展示诚敬的斋宫首先得到大修。乾隆帝赋诗称“治理几康在默存”，又谓“守德由来胜守险”，体现了他以中华帝统自居、厉行德政仁政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期盼。乾隆十二年（1747年），拆除圜丘外泰元门以东的崇雩坛，又精心修缮内外坛墙。此后，围绕天坛进行了多项修缮扩建工程，具体包括按御制《律吕正义》古尺扩建圜丘，各层均用阳数，以符合传统至尊的“九五之义”；大享殿三层坛面改用金砖墁砌，前后两庑皆建为“大数”九间；祈谷坛旧额改为“祈年殿”，以寄托年岁大成、五谷丰登的愿望，实际上也就是祈求农耕国家的长治久安；祈年殿琉璃瓦也由象征皇天、帝王、万庶的“青、黄、绿”三色改为“纯青”，标志着南郊坛由明初合祀天地转向单纯祈谷祈年于昊天上帝的重大变化。其他如在圜丘以北改建皇穹宇，正殿供皇天上帝，配祀列祖列宗；东西两庑供奉大明、夜明、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及风云雷雨诸神。由围墙构筑而成的“回音壁”，则既增加了祭坛的神秘与庄严，又展现了中国古代高超的声学水平。乾隆十九年（1754年），又在天坛西外垣兴建圜丘坛门，与原有祈谷坛门相互呼应，最终形成两坛并立的严谨规制。至此，天坛的建筑与祭礼，逐渐达到传统文化完善成型的最高峰，“凡崇卑之制，象色之宜，无不斟酌尽善”。

      清代中期对天坛的修葺扩建，既充分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传统精华，亦大力吸收了满、蒙古、藏等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成果。乾隆帝尊崇儒教，改革乐舞生管理，又更定祭器，礼仪制度日趋完备，大大丰富了天坛祭祀的文化内容；高度重视祭祀活动，其在位期间即亲诣行礼57次，其中仅两年遣官代祭，可见其重视与虔诚程度。乾隆元年（1736年）《御制冬至南郊诗》中提到：“明禋盛礼稽三代。”新疆天山南北平定之后，乾隆帝又在“告天诗”中赋称：“一统咸宾钦锡羡，重熙幸际慎持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他重申“礼莫大乎敬天，义莫隆于郊祀”。由此可见，天坛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融合进程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彰显和巩固。

      清代晚期国势日蹙，天坛的衰落如影随形。清末朝廷对天坛的重视也每况愈下，或遣官行礼，或竟停祀，天坛辉煌不再。

      著名作家秦牧在《天坛幻想录》中讲述道，“望看那些阅尽兴亡、饱历劫难的苍松翠柏，别有一番滋味”，同时强调“我到天坛公园的目的，与其说是看天坛，不如说是看‘圜丘’”，“这是一个充满了神秘气氛的庄严神圣的所在”。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古迹，天坛凝聚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精华，其设计布局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天玄地黄、天南地北、敬天拜天、天人合一等理念，亦折射了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

      讲好天坛故事，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进入新时代，北京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乃古都北京“金名片”的指示要求，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方针，持续丰富展览展示手段，开展各种科普宣教活动，积极推进天坛的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遗产传承。同时，大力开展文物遗迹与历史建筑的修缮与保护，建立完善天坛阐释展示体系，结合北京中轴线文化保护传承，开发了集祭祀仪程、非遗展演等于一体的文化探访线路，加快文旅融合、加强科技赋能，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发挥出了特有的文化力量。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9期

文：郑永华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史志学所研究员

责编：张红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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