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学学科调整的学术背景下，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优良传统，有效引导、集中发力，增强中国民族史在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支撑作用，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笔者对一些新问题新情况进行了梳理和思考。

中国民族史研究进入新阶段

      中国民族史的书写与研究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中国民族学史书写的古典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传记形式记录了匈奴、大宛、西南夷等边疆民族的专史，并为后世正史积极传承效仿。

      第二阶段即中国民族史近代研究范式确立。近代以来，一些鸿儒贤达开始认真思考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方法路径问题，以刘师培的《中国民族志》和梁启超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为标志，中国民族史研究由此进入近代学术研究阶段。诚如白寿彝所言，这一时期民族史“基本脱离了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向一个有丰富内容、自成体系的独立学科发展”。王桐龄、吕思勉和林惠祥三人分别所著的《中国民族史》，基本代表了当时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风貌。

      第三阶段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学派定型。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一批中国民族史研究成果面世，代表性著作有江应樑、王中翰所著的《中国民族史》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撰的中国断代民族史等。中国民族史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在成果、团队、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绩，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民族史学派。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国民族史研究进入了新阶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中国民族史研究迎来了新机遇、呈现出新气象，其旨趣理念、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均有了新的内涵，史料体系得以极大延展。这是提升学术品质和服务国家需要的重要契机，是继近代中国民族史学科诞生以来的又一次提质和飞跃。

中国民族史有了明确的学科归属

      虽然中国民族学是100多年前由西方引入的“舶来品”，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国元素”逐渐增多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特质，如重视历史文献成为中国民族学有别于西方民族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表征，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借助历史文献来分析梳理某一区域或民族历史与现实状况业已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通用方法。中国民族史不仅成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重要支撑，而且也是中国民族学学科得以发展壮大的重要“母胎”。细研中国现有民族学学科的学术机构，除极少数（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是从人类学学科成长出来的以外，其余的民族学学科几乎都是从历史学学科中培育成长起来的，不少民族学家都具有历史学学科背景。

      二是中国民族史成为中国民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之一。无论是对历史上消亡的族群的考察，还是对现有民族状况的研究，都有追根溯源的历史资源，这是中国民族学有别于西方民族学的一大优势。因此，中国民族史成为中国民族学关注的重要内容，甚至成为中国民族学的重要学科构成。各相关高校通过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等培养载体，形成了完备的中国民族史专业研究人员培养机制。同时，在历史学的二级学科 “专门史”中也设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方向，但分属于民族学和历史学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在研究理路、研究内容、研究范式上几乎没有任何学科维度的区别。学科调整后，中国民族史不再作为民族学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简称“三交”史）。这样，“三交”史取代中国民族史就成为民族学重要的学科支撑，原来民族学目录下的中国民族史回归历史学，成为历史学专门史下设的重要研究方向。从顶层设计上厘清了“三交”史和中国民族史各自的学科归属和学科属性。当然，在新的民族学学科目录下，要处理好“三交”史的学科归属及属性问题，以免重蹈中国民族史“学科不明、特色不清”的覆辙。

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史料扩展迎来新契机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国家力量进行的有组织大规模史料收集和调查研究活动有两次。

      第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语言调查，参与的研究人员达千人之多。在此基础上，国家民委组织编写了为学界所熟知的共300余册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该丛书有5000余万字的体量，取材恢远、规模宏富，直到1985年才出版齐全。这套资料既有现实状况记录，也有历史资料收集，对于推动中国民族史研究发挥了重要的资料奠基作用。

      第二次则是目前正在开展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编纂工作，同时开展的还有《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谱》编纂工作。“三交”史料以及少数民族文物的摸底、整理和出版，将会使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到极大延展，并由此带动一批学术成果的产生。

      从当前“三交”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进展来看，有两各方面的情况值得关注。

      一是注重各民族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现有“三交”史料基本上是以汉文文献和史料为主体，这是由中国古代史官记录制度所决定的，尤其中原地区有发达成熟的记录体系，再加上先进的造纸及印刷工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信息多以古籍文献的形式得以保存。同时，周边地区一些出土文献中也有不少不同历史阶段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资料。例如黑水城出土西夏文献中关于西夏民众与周边民族经济往来的文书，是当时民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记录，弥足珍贵。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三交”史料收集整理中，尤其要关注“自述”史料的收集。所谓“自述”史料就是自己记述自己的事情。这些史料往往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解释力，能够很好地凸显“三交”史的主旨，值得深入挖掘。

      二是注重民俗类“活态”资料的收集整理。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互验证的“二重证据法”；在此基础上，陈寅恪、黄现璠、徐中舒、饶宗颐、叶舒宪等从材料获取和研究方法视角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并为学界所接受。如今，凡能够获取历史信息的载体都应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我们可以称之为“多重证据法”，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三种资料形态的支撑，即“字态”“物态”和“活态”资料，分别对应传统意义上的史籍文献、考古学意义上的文物遗存以及至今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间民俗文化。以文字为主的“字态”资料和以实物为主的“物态”资料，是目前“三交”史料的主要形式。细研不同区域方言俚语的形成、风俗习惯的内涵，不少内容都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和体现，它们以“活态”的形式仍存在于寻常百姓生活之中。

      同时，切实关注单一民族史研究的新动向。从司马迁开始，中国民族史书写大致有两条路径，即单一民族史和区域民族史。新时代，单一民族史研究要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秉承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助力提升中华民族史的学术品质，助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体系。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7期

文：杨蕤

作者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

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院长、教授

责编：牛志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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