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拉宫初建于吐蕃政权上升时期的公元7世纪。当时，勃兴于雅砻河谷的吐蕃政权统一西藏主要地区，完成由氏族部落向奴隶制的过渡。作为吐蕃政权的统治者，松赞干布表现出积极主动与周边各民族交往交流、良性互动的强烈意愿，特别是着意于向大唐学习、向中原地区靠近。唐朝在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管辖的同时，也着力推进与吐蕃地区的交流往来。

      公元641年，唐太宗允松赞干布娶宗室女文成公主。为此，松赞干布亲率部众千里跋涉至柏海（今青海玛多一带）迎接文成公主。回到拉萨后，他还专为文成公主筑一城，即在红山之上修建的布达拉宫。当时的红山内外围城三重，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宫殿之间由一道银铜合制的桥连通。

      在随后的岁月里，布达拉宫的建筑曾大部分毁于战乱，加上雷击等自然灾害，其规模日渐缩小。及至宋代，吐蕃地区分裂为互不统属的地方割据政权，布达拉宫仅存建筑也为大昭寺所并。元、明时期，由于萨迦、帕竹、仁蚌等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不在拉萨，布达拉宫先后被各派势力占据。至清初，吐蕃时期建造的布达拉宫只剩法王修行洞和圣观音殿两处。

      1645年，在蒙古和硕特汗王固始汗的帮助下，五世达赖重建布达拉宫，先后建造白宫及宫墙、城门、角楼等，还将甘丹颇章政权机构由哲蚌寺迁来。同期，固始汗曾派出蒙古兵丁帮助运送建筑材料并维护建设工程的安全。五世达赖赴京觐见顺治帝，进一步强化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时隔40多年后，西藏地方政府为五世达赖修建灵塔，又扩建了规模宏大的红宫。这项工程有1700多名各族工匠参与，既体现了藏族建筑技艺的智慧，也呈现出各民族共同协作的诸多成果。康熙帝对该工程十分关心，派来汉、满等民族的114名技艺精湛的工匠，和硕特汗王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1693年，扩建工程竣工，布达拉宫更具规模。此后，历世达赖相继增建了5个金顶和一些附属建筑。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历代皇帝都为布达拉宫修复扩建工程提供过支持，比如拨付银两、赐予珠宝等。特别是乾隆帝在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期间，多次派大将军福康安等前往拉萨，与八世达赖会商并资助修葺布达拉宫。

      事实上，红宫内所建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从五世到十三世都得到了历朝中央政府的资助，各族信众也予以供奉。

      西藏和平解放后，特别是民主改革和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布达拉宫迎来了新生。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这一古建筑的保护与维修，自治区政府成立专门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对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文物进行管护。1961年，布达拉宫被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布达拉宫收藏、保存了许多反映西藏政教活动和各民族民间活动的文物，包括实物、建筑、壁画、碑刻等。这些内涵丰富的珍宝，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

      早期唐蕃交流的历史画卷。布达拉宫最古老的建筑遗存——法王修行洞里供奉的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等塑像，是吐蕃时期代表性作品。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乃唐蕃历史上的大事。来到吐蕃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相濡以沫，协力推动唐蕃亲谊和西藏地区的发展，呈现出唐蕃“社稷如一”“和同一家”的大好局面。为记录这一历史盛事，布达拉宫正门门廊东壁绘有长安示意图和唐皇接见吐蕃婚使的故事，北墙则绘有文成公主一行从长安出发艰难跋涉抵达拉萨的场景。

      710年，豆蔻年华的金城公主入嫁吐蕃，此后一直致力于唐蕃友好。在布达拉宫白宫的东大殿，有一组壁画讲述了当年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长子姜擦拉温的故事。反映此事迹的壁画在布达拉宫享有很高地位，这与金城公主对西藏发展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有效管理的诸多物证。清朝，布达拉宫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活动中心，中央政府向西藏地方颁布的诏令、圣旨、金册、金印、御批及御赐的宝物等在这里都有丰富的珍藏。

      尤其能体现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是供奉在布达拉宫殊胜三界殿中的康熙帝“长生禄位”，牌位上依次用藏、汉、满、蒙古等文字书写的鎏金大字“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寓意深刻。1652年，清政府邀请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进京，册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颁赐金册、金印。自此以后，历世达赖均须经中央政府册封。五世达赖将皇帝敕封的名号等立为遗嘱，书于布达拉宫东侧德央厦平台的墙壁上，并按有双手掌印，以示永世不忘朝廷恩典。

      1720年，康熙皇帝将一块金字寿牌颁予七世达赖，后者将其供于布达拉宫顶层的殊胜三界殿中。后来，朝廷赐予的乾隆帝画像也被悬挂于金字寿牌上方。每年藏历正月初一，达赖都要率众僧俗官员向寿牌和画像叩拜。同时，驻藏大臣也要在皇帝像前完成相政务活动，这种礼仪后来成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定制。

      在布达拉宫寂圆满大殿中央，高悬着1760年清乾隆帝御赐“涌莲初地”匾额，东边的壁画则描绘了当年五世达赖赴京觐见顺治皇帝的情景。殿内保存有康熙帝所赐大型锦绣幔帐一对，为稀世珍品。这对幔帐在五世达赖坐床和亲政大典时，悬于大殿显要处。据传，康熙帝专门建设厂房，众多绣工费时一年才织成这对幔帐，并派专使赐予五世达赖。在五世达赖宝座的上方，悬挂着同治帝御赐“振锡绥疆”匾额。“锡”指僧人使用的锡杖，意为“希望西藏地方政权能够振作精气、安定边疆”。很显然，这是朝廷在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对边疆地方政权寄予的厚望，与清初顺治帝赐封蒙古和硕特汗王固始汗时所强调的“作朕屏辅，辑乃封圻”有同义所指。殿堂三楼的壁画还绘有十三世达赖1908年赴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场景，体现了清政府与西藏地方的紧密关系。

      1792年，朝廷正式颁布实施《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依据，并确立金瓶掣签制度，将活佛转世正式纳入国家特定的管理法典之中，由中央政府掌握转世灵童继位的批准权。由此，“金瓶掣签”仪式主要在布达拉宫举行，并须经皇帝批准后由驻藏大臣会商大活佛及摄政方可具体执行。

      在布达拉宫的正面，还左右矗立着两座经历200多年风雨的高大石碑，碑文镌刻着康熙帝派清军驱逐准噶尔扰藏、乾隆帝出兵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的功绩。前者即前藏布达拉山前第一碑——御制平定西藏碑，后者即前藏布达拉山前第二碑——御制十全记碑。

      作为凝结着各族人民心血和智慧的古建筑群，布达拉宫既体现了藏式传统建筑风格，也吸收了中原建筑的梁架、斗拱、金顶、藻井等技艺和特色。宫内的壁画在集中反映唐蕃使臣往来、迎娶唐朝公主、元明清历朝皇帝接见西藏地方人士以及王公贵族活动、活佛转世等重大事件的同时，也大量记录了各民族民间往来互动的场景，特别是喀尔喀和厄鲁特蒙古等部族、川青甘滇地区民众进藏熬茶和拜佛的活动。

      在布达拉宫，反映各民族文化深入交流的文物非常丰富，其中两处尤为典型：一为殊胜三界殿内珍藏的北京版《甘珠尔大藏经》，乃是西藏与其他地区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代表性作品；二是西日光殿内那幅色彩绚丽、形态逼真的“八仙过海”挂毯，这表明源于中原道教神话的故事同样在西藏民间广泛流传。

文：车明怀

作者为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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