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疆佛教遗址考古陆续有新的发现,调查和发掘的重要佛教遗址有库车苏巴什,哈密庙尔沟、白杨河、拉甫却克,焉耆七个星等。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遗址发掘中也清理出了佛寺遗址,而喀什市莫尔寺遗址考古从2019年起就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后,作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区)正式归附中原王朝。这里是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交会处,西通南亚以及中亚、西亚等地区,将中华文明与印度、波斯及地中海等文明相连接。因此,疏勒也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汉唐时期,此地佛教兴盛,随处可见造塔建寺,讲经说法的名僧云集,至玄奘经过时,已有大小寺庙数百所、僧徒万余人,是当时西域主要佛教中心之一。公元10世纪前,佛教属于当地流行的主要宗教,对西域乃至全国佛教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莫尔寺是古代疏勒佛教文化的重要见证。2001年,莫尔寺遗址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莫尔寺遗址远眺
该遗址地处喀什市中心东北约33公里处,位于天山支脉古玛塔格山东南部一处洪积台地上。台地长约300米、最宽处约170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其西侧为陡崖,下方是一望无际的洪积平原,恰克马克河从南面不远处流过。如今,台地顶部及边缘受风雨侵蚀严重,除两塔外,其他建筑已全部被毁,地表仅能见到数处残墙痕迹和零星散布的陶片。
2019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莫尔寺遗址进行主动发掘,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考古专家全面勘查了遗址所在台地及周边区域,在两塔之间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3300平方米,清理出不同类型佛教建筑基址6处及方塔的基台和塔基,出土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1万余件,初步探明遗址的范围、总体布局以及各类建筑遗迹的形制结构和性质。
整个寺院建筑沿台地西南侧陡崖边缘分布,自西北至东南依次布局方形塔、佛殿、僧舍等建筑以及覆钵塔和其南面孤立小台地上推测为居住生活区的房舍。所有建筑均以土坯砌筑,内外壁涂抹草拌泥,表面再涂白石灰面。
这次发掘初步揭开了莫尔寺遗址的神秘面纱,对古代疏勒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寺院建筑、佛教艺术的起源和发展演变,乃至新疆地区宗教演变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莫尔寺应该是疏勒最早修建的佛寺之一,始建年代可追溯到公元3世纪前后。其圆形佛塔形制的蓝本,很可能来源于大夏的北部地区即阿姆河流域一带。关于这种佛塔样式的起源,一般都用玄奘记载的一则关于释迦牟尼用衣服、钵和锡杖教示造塔的传说来解释。同样源自这一地区的还有“回”字形佛殿。塔里木盆地地区的“回”字形佛殿可追溯至3—4世纪,直到8—9世纪仍然沿用。
莫尔寺遗址发掘出土的僧房基址
莫尔寺遗址发现的“回”字形佛殿礼拜的可能是佛像,属于像殿。两个“回”字形佛殿中,靠东的面朝西南,靠西的面朝东南,似乎与圆形佛塔保持着某种呼应,也是离圆形塔比较近的礼拜建筑。两座僧舍的平面布局十分独特,应该是疏勒本地的样式,不过其朝向也都面朝东南。唯有大佛殿远离圆形佛塔,面朝东北,平面布局具有中原佛殿的结构特征,初步判断属于汉传佛教建筑。结合该遗址出土佛像特点、“开元通宝”钱币等综合分析,这处佛殿很可能是晚到唐代才兴建而又很快废弃的。据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有兴建,“疏勒亦有汉大云寺,有一汉僧住持,即是㟭州人士”。因此,它也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修建的大云寺有所关联。
“开元通宝”铜钱
从莫尔寺遗址I号僧舍建筑出土了大量无字圆形方孔小铜钱,有可能是剪轮五铢或龟兹无文小铜钱之类。龟兹有仿照五铢铸造龟兹五铢和汉龟二体钱的传统,这种无文小铜钱可能受到剪轮五铢和东汉末期无字钱的影响,铸行年代应该在南北朝时期,在新疆轮台、库车、拜城、新和、民丰、且末、若羌等地的遗址中都有出土。喀什地区的黑太沁古城也有此类发现,该城被认为是唐代之达漫城或伽师城。根据碳十四测年结果,莫尔寺遗址各建筑中采集的标本年代最早为3世纪中期,最晚至9世纪末,个别标本年代更晚一些。
经过4年考古发掘,莫尔寺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的佛寺建筑群,出土了包含石膏佛像、剪轮五铢和开元通宝等铜钱和石、陶、铜、木、纺织品等在内的大批珍贵文物,基本明确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确定了寺院布局、寺院建筑类型和结构特点以及寺院发展演变和废弃的原因。这是丝绸之路佛教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为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佛教传播和佛教寺院变迁、佛教造像艺术演变以及汉唐时期新疆特别是喀什地区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陶瓶
考古发现表明,佛教传入新疆之后,很快在喀什地区形成了一个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心,并影响到库车及更远的地方,逐步变成了疏勒、龟兹等西域早期绿洲城邦的主流宗教文化形式。自新疆开始,佛教向河西走廊、中原等我国其他地区再次传播,并逐渐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形成交融互动的格局,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莫尔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经济社会以及佛教建筑和佛教艺术等方面对西域地区的深远影响,证明了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和宗教管理,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特征。
文:肖小勇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5期
责编:牛志男 流程制作:高宁(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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