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70年建都史的古都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生活着56个民族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典型缩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心城市，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大家庭形象的重要窗口，有力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史上有着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唯其如此，北京无疑是各民族共建共有共享的最鲜明的中华文化符号。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北京也必将发挥出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北京长城 中新社 周万萍/摄

      “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北京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于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整个城市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北京位于东西向延伸的燕山以南，此山脉大致与我国北方年平均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一致。在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古代，这条等降水量线以南是传统的农耕区，以北则属于从农牧交错带到游牧经济区的过渡带。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燕山南北的我国古代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交相辉映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燕山山脉的天然孔道，征战时是需要扼守的险关要隘，和平时期就成了各民族互通往来的必经之路。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在燕山南北的民众不断接纳、借鉴各民族的文化并予以融汇和升华，由此积淀下来的强大的中华文化心理认同与社会适应能力，则始终贯穿于北京城的发展历程。

      北京建城始于蓟国之都蓟城，地点大致在今城区广安门内外一带，其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商代后期。西周初年武王伐纣取得胜利，褒封黄帝（或尧帝）的后裔于蓟（《史记·周本纪》《礼记·乐记》），蓟就是历史上北京城最早的聚落名称。至周成王时，又分封召公奭于燕，由此建立了与蓟国南北并峙、以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一带为都的燕国。1974年，琉璃河燕都遗址出土了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堇鼎，鼎腹内壁铸有“匽侯”等4行26字铭文。此鼎与后来出土的克盉、克罍等青铜礼器及其铭文，不仅实证这里就是周初燕国之都所在地、来此就封的第一代君主是召公奭之子“克”等重要历史，也表明代表中原势力的周人与商朝遗民和其他居于此地的人们共同经营开发着该区域，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作为华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燕文化。

      大约西周中后期，燕国灭蓟并迁都蓟城，燕文化中心随之由琉璃河一带向北转移于此，在蓟城实现了燕与蓟两种地域文化的合流。尽管燕都与源自蓟城的当代北京城在地理空间上相隔较远，但在文化渊源上却不失为北京城距今3000多年的源头之一。此时的燕国北有东胡、山戎，东有秽貊、肃慎，西、南有北戎、赤狄，东南有齐国。虽然各诸侯国或部族之间不免彼此攻伐，但持续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而这些活动的中心点都在燕都蓟城。以此为桥梁和枢纽，燕山以北出产的名马、牛羊、旃裘、筋角等畜牧产品，与燕山以南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得以互通有无、彼此依存。

      因此，这样的地理环境与民族分布状况，奠定了蓟城以及后来的京城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心的基础，对整个北京城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3000多年的北京建城史引人入胜，而870年间多个朝代在此建都立业的历史更是波澜壮阔。从文史典籍的记载和考古文物的发掘可以看出，燕山南北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可以说，历朝历代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烙印。

      《旧唐书·地理志》这样记载蓟城的建置沿革：“蓟，古之燕国都。汉为蓟县，属广阳国。晋置幽州，慕容隽称燕，皆治于此。自晋至隋，幽州刺史皆以蓟为治所。”北京的前身蓟城在秦代是广阳郡的治所，西汉至隋唐时期为幽州治所，西汉还把诸侯国分封在此。这一时期，匈奴、东胡、鲜卑、乌桓、突厥、契丹等部族先后在燕山以北地区活动，而燕山南北之间的人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

      西晋末年，北方诸族强势南下，迫使司马氏仓皇南渡建立东晋政权。十六国随即登上历史舞台，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冉魏都曾占据蓟城。在这些政权的创建者中，后赵石勒是羯人，前燕慕容皝和后燕慕容垂是鲜卑人，前秦苻洪是氐人，冉魏冉闵是汉人。

      公元350年，前燕慕容儁率军攻占蓟城，随后把国都从龙城（今辽宁朝阳）迁来。回望历史，此举是辽代契丹人、金代女真人、元代蒙古人、清代满洲人（民国时期始称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建都于北京的先导。也正是由此开始，北京作为多民族活动的中心区域，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渐深入的过程。

      在重建大一统的隋、唐两朝，幽州成为北方军事重镇、交通中心和商业都会，汉人、契丹人、奚人等往来频繁。五代时期，后唐的太原节度使石敬瑭以割让幽、蓟等十六州（《元史》称“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换取辽国出兵支援他建立后晋政权。辽国得到十六州后，于会同元年（公元938年）把幽州提升为副都，称其为“南京”或“燕京”，从而初步改变了城市的性质，开启后续诸朝相继在此建都的历史。留存至今的天宁寺，就是当年副都的地标性建筑（辽天祚帝曾下旨令皇叔耶律淳在此建舍利塔）。副都“南京”的政治地位虽不及首都，但也是辽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中心、南北各民族密切交往交流的枢纽。辽国统治者深谙因地制宜、入乡随俗之道，遵循“因俗而治”的方略，以唐朝制度治理汉人聚居的燕山南部农耕区，以契丹法令处理契丹、奚等聚居的燕山北部游牧区的政务。1005年，北宋与辽在澶州（古称澶渊郡，今河南濮阳）订立和约，史称“澶渊之盟”。这也为燕山南北地区各民族发展生产、休养生息、交流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自辽代开始，北京基本都是作为副都或首都存在。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兴起于松花江、黑龙江中下游流域，最初以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为都。金海陵王完颜亮执政后，从东、西、南三面拓展辽南京时代的城垣，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燕京并改称“中都”，北京开始成为王朝的首都。金中都不仅开启了北京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辉煌历程，同时也是金朝历史上最为重要、历时最长的都城。当代学术界往往以此作为北京建都史的开端。海陵王熟悉汉文经典和儒家文化，迁都之前还曾派画工到开封描摹北宋宫室建筑制式，将其作为营建燕京的蓝本。

      辽宋时期，北方各民族学习和使用汉语蔚然成风。辽代诸帝不仅会说汉语，圣宗、兴宗等还能以汉文作诗。当时，通晓北方民族语言的北宋官员余靖把契丹语的音译汉字融入五言诗中，成为南北文人雅士津津乐道的交往趣事。居住在北京城的契丹人同时使用契丹名字和汉语名字，汉人则开始习惯穿圆领左衽的胡服。至于节日和风俗，各民族之间更是互相仿效。

      金代统治者早在上京时就接受了儒家学说，迁到中都后更是把契丹、女真与北宋的文化加以融会贯通。

      元代，再次实现了我国空前的大一统。忽必烈从上都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上都故城）迁都燕京，舍弃金中都旧城，另建了当时具有世界影响的元大都——元大都不仅是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正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述：“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在此背景下，元大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亚细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纷纷东迁，被编入蒙古军队中的人数多达数十万。他们在元朝建立后就地落户，与当地居民通婚繁衍，成为中都旧城与大都新城的居民。为此，朝廷还在蒙古国子监之外专门设立回回国子学（国子监），色目人擅长的天文学、医学等也受到重视并得以发展。大量北方少数民族来到元大都，各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学习和吸纳更加普遍深入，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汇聚相融，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耶律楚材、廉希宪、贯云石、赵世延等名臣文士出自契丹、畏吾儿、蒙古、女真诸族以及西域等地区，他们在大都或建立功业，或享誉文坛。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等宗教也在此得到传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元代还创造了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瑰宝——元曲（杂剧）。

      明代初期的北平府（北京旧称）基本沿用元大都的城市格局，后来经过永乐年间大规模的营建，重新成为国都。当时，以使者和商人为主体的各民族人士频繁往来于长城两边，北京成为他们活动的枢纽乃至终点站。为方便人员往来休憩，景泰至成化初年，朝廷还特意在宣府镇（治所位于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至北京的经行道路沿线修建了69座暖铺。北方少数民族的到来，是长城南北和睦和谐的象征，朝廷对他们的沿途接待自然安排周到，增补暖铺以提供交通食宿保障便是其中的重要举措。这些暖铺于万历年间逐渐废弃，但民间的商贸活动与人员往来依然延续。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地区也有一些回族随之北徙，北京城内以牛街为中心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渐扩大，还有部分少数民族散居在京城内外。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逐渐定居北京，明朝廷从中选拔出优秀人士作为国子监的监生，并专门设置译馆供其学习蒙古、藏等民族的语言文字。当时，朝廷提倡汉族与其他民族通婚，《大明律例集解附例》中就有相关政策。迁居北京的少数民族既学习通用的汉语，也利用自身的语言条件在某些机构中任职，日常服饰还会被周围的各色人等仿效。元代自西域落籍北京的回族，在明代即以汉语作为日常交际语言。多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在北京汇聚、融合，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清顺治年间，数十万八旗军和“从龙入关”的满洲人来到北京，规模巨大的人口迁徙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旗民分置”政策规定八旗人口居于北京内城，不在旗的汉族官员和百姓住在外城或郊区。但随着城内八旗人口的增长，到南城游乐甚至定居的旗人日渐增多，内城实际上也生活着汉、满、蒙古等各民族。清初划定的人口分布的畛域终究得到改变，至嘉庆、道光年间，北京已经形成“东四、西单、鼓楼前”的商业格局。至于当时京城的经济文化生活，不仅与主要是汉人聚居的外城不可分离，更有赖于包括江南漕运在内的各地区、多种形式的物资供应。伴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如今许多被冠以“老北京”的习俗、食品、技艺等，都是当时各民族共同传承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旗袍、冰嬉等便是颇具代表性的物象。

      从辽天会元年（公元938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历时近千年之久，辽、金、元、明、清五朝基本上连续地以北京为副都或国都，北京发展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一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愈发广泛全面深入，北京多民族聚居共融的特色也因此愈加鲜明，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

      建于北京的历代帝王庙，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作为明清时期专门用于祭祀历朝历代帝王先祖的皇家庙宇，历代帝王庙从我国历史上共计460多位帝王中选择入祀188位，承载着中华统绪一脉相承的特殊意义，成为中华民族始终坚守天下观和“大一统”理念的生动体现。

      毫无疑问，北京城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融合发展演进格局的缩影。

      历代北京城的营建，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尤其是作为北京灵魂、脊梁的中轴线，诚如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所言：“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的。”2023年初，北京正式提交北京中轴线申报2024年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中轴线申遗进入冲刺阶段。

      从古至今，北京城始终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创新交融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传统建筑文化的集大成。

      契丹人崇拜太阳，以太阳升起的东方为上，但辽代营建北京城则遵从了《周易》“圣人南面而听天下”的理念，以正南的丹凤门作为皇城正门，象征皇帝面向南方治理天下。但丹凤门“门虽设而常关”，朝廷举办重大活动的地点仍在正东的宣和门。借助这种方式，辽代统治者巧妙地实现了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与融合。

      金海陵王迁都燕京（中都）之前，明确提出三面拓展城垣“以就得中之制”的规划原则，以开封作为建设燕京的蓝本，要求把皇宫尽量置于整座城市的中心位置，还任用张浩、张通古、蔡松年等汉人主持修筑宫殿。这些举措，都是主动学习和积极融入中原文化的表现。

      元大都的建设过程同样表明，它是多民族共同努力的成果。营建期间，既有赖于汉族官员刘秉忠、郭守敬、张柔、张弘略、段天祐等的规划组织，也有蒙古贵族官员伊苏布哈、扬珠布哈等参与工程管理。元大都修建了豪华的土木宫殿，同时也没有弃用草原传统的毡房，宫殿内部装饰普遍使用壁衣和地毯。无论整体的宏伟宫殿，还是细微的建筑小品，元大都处处皆有各民族文化交流相融的印记。

      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书写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佳话，也带动了多国的使者、商旅等先后来到北京。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对北京城的营建也有影响。比如，明英宗正统年间，来自交趾（今属越南）的阮安还主持了对北京九门城楼的修建，并参与皇城三大殿重建，督工改筑北京城墙。

      清代，北京城中具有藏传佛教风格特点的东、西黄寺等代表性建筑，同样展现了这一时期京城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风采。

      纵观北京城的营建史，中轴线是重中之重、精髓中的精髓。

      肇始于元代的中轴线，至今已有700余年历史。它本来是作为城市规划布局体现出来的一条虚拟的几何对称轴线，如今往往被解释为这条对称轴线沿途一定范围内可见的若干建筑或其他遗存。基于这样的理解，目前正在申遗的这条明清以来的北京中轴线，北端为钟鼓楼，向南经过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正阳门，直至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与先农坛东西对称分布，全长7.8公里，共有15个遗产点。

      择中立国与象天设都的北京中轴线，不仅体现了国家都城的宏大气派，更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表征。

      随着城市的发展，当今的中轴线不断向外延展。就可见的重要建筑而言，北延线上，奥林匹克公园建筑群代表了北京新风貌；南延线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欢迎着八方来客……古老的中轴线不断因地、因时制宜创新发展，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存续力。

      在北京这片红色热土上，丰富厚重的红色资源镌刻着历久弥新的革命精神，见证着中华民族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非凡历程。赓续红色文化精神血脉，北京正加快推动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协同发展，打造连珠成片的理想信念和革命传统教育课堂，建设全国爱国主义教育高地，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是北京历史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从北大红楼开始传播，卢沟桥事变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号角，香山革命纪念地见证党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这些弥足珍贵的红色资源镌刻着历久弥新的革命精神。

      1917 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先后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纪元》等文章，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思想。从此，北大红楼成为传播民主科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的重要场所，也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策源地。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这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树立了一座丰碑，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以磅礴之力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在共产国际支持下，南陈（独秀）北李（大钊）频繁交流，加快了建党步伐。1920年8月，陈独秀等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率先成立；同年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大红楼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了初期的实践探索工作。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北京不仅见证了建党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

      74年前，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一路“赶考”，抵达北京西郊的新驻地香山，吹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角。北京香山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视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香山革命纪念地和北大红楼，多次强调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牢记总书记嘱托，北京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首都红色资源，全面系统挖掘、保护利用“红色宝藏”，规划建设建党、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推动“进京赶考之路”整体活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加大革命旧址修缮保护力度，擦亮一系列红色地标，大力推进“红色+”创新发展，打造红色精品展览、创作红色文化作品，建设红色场馆思政课堂，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红色资源作用，推动红色文化薪火相传、与时俱进。

      如今，香山革命纪念地作为首都第一个建成的红色文化主题片区，成为弘扬红色文化、开展爱党爱国教育的热门“打卡地”。还有清华园车站旧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些见证了中华民族从沉睡到苏醒、焕发出蓬勃活力的地方，经过整体发掘、保护，已然成为北京的文化新地标，展现着首都全力打造红色文化弘扬传承高地的时代风采。

      因“都”而立，因“都”而兴。进入新时代，北京深刻认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的重大命题，牢牢守住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断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更好履行首都职责和使命，努力实现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发展、首都的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使北京的建设发展更加符合党和人民需要，阔步迈向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

      作为全球首个也是唯一的“双奥之城”，从《北京欢迎你》到《一起向未来》，从“福娃”到“冰墩墩”“雪容融”，从焰火“大脚印”到礼花“迎客松”，从开幕式上的“击缶而歌”到“二十四节气”，从“梦幻五环”到“冰雪五环”……北京奏响了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协奏曲”，澎湃着不断把奥运遗产转化为中华文化创新发展、走向世界的新动能。

      “双奥之城”的精彩和经典，成为北京创新文化蓬勃兴起的一个缩影。创新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现，是北京无限活力与远大追求的体现，见证着千年古都的全新脉动。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北京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聚焦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以文化自信传承城市历史文脉，以守正创新激发文化发展活力，以开放包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展现中华文明的时代气象，着力厚植首都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底蕴，政治中心服务保障能力明显增强，全国文化中心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全面加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建成，“四个服务”相关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首都贡献。

      北京始终把服务保障政治中心摆在首要位置，始终坚持首善标准，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核心区人口、建筑、商业、旅游密度逐步下降，中央政务环境持续改善。

      北京牢牢把握其在中华文明形成演进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贡献，紧紧围绕“一核一城三带两区”（“一核”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一城”即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三带”即推动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保护和建设；“两区”即推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和文化产业发展引领区）总体框架，注重以创新文化推动文化创新，强化创新对文化建设的赋能，深入实施“文化+”战略，推动文化与科技、金融、旅游等融合发展，大力推进中轴线申遗保护，创新开展文物腾退保护与活化利用，加强老字号传承创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统筹推进三条文化带建设，创建“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历史文化金名片绽放光彩，文化事业和产业蓬勃发展，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扎实推进，努力在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征程中走在前列。

      北京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超前谋划推进国际交往中心软硬件建设，重大国事活动服务保障常态化工作机制日趋完善。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聚焦国家级、国际性定位，切实发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核心承载地功能，切实担当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让世界读懂新时代中国的重要职责，突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根植中国、面向世界”的特点，深化文化交流合作，不断搭建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全球平台，持续办好北京文化论坛和北京国际电影节、音乐节、设计周等，组织好“魅力北京”等文化活动，推动更多“京产”优秀作品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北京开放包容的城市风范，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信，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盛世交融，大国首都文化影响力显著提升，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北京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积极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高水平建设三个国家实验室并顺利组建运行，推进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体系化发展，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见雏形，产生一批世界级引领性原创成果，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主平台的“三城一区”（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活力持续增强。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城市的根脉和灵魂。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870年都城史，毋庸置疑地证明：各民族长期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这座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所在、无穷魅力所在、美好前景所在。

      2023年春，有着600多年历史、作为党的早期北京革命活动历史与党的民族工作历史相结合的重要点位，位于西单繁华地段的蒙藏学校旧址，成为了首个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这是以首善标准做好新时代首都民族工作，全面打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城市的又一亮点。北京，正在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首都贡献、首都示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北京样本”。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12期

文：孙冬虎

作者为北京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特约专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

本刊记者 张昀竹 牛志男

责编：王怡凡 王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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