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游览故宫的游客欣喜地享受到了一项新“福利”——故宫推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参观线路。大家过午门，走中轴线，经坤宁宫、慈宁宫、珍宝馆，在这条线路中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底蕴，领略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体味故宫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

      故宫，又称“紫禁城”，占地面积100余万平方米，拥有千余座明清木结构建筑，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丰富的建筑门类、齐全的建筑形制、高超的建筑水准，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宫廷建筑的百科全书。

      2014年，随着在隆宗门以西区域考古发掘的进行，出土了一组元明清“三叠层”遗迹，其中包含首次发现的元代地层遗存，证实元代皇宫基址就在今故宫下方，为明清紫禁城向更早溯源提供了考古实证。在同一区域内，元明清三代皇宫坐落其中，分别出自蒙古、汉与满人的三代统治者，都以这一区域为中心，构建与实践着渐趋成熟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体系。清朝之后，明清紫禁城一直被完整保存下来。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赋予了故宫独特而无穷的魅力。600余年间，故宫由王朝的统治中心，转变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珍贵文化遗产，成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和中华民族文脉绵延不断的表征，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历史见证，充分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惟其如此，故宫以“中国古代皇宫的唯一完整实例以及它的世界遗产价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故宫中轴线上主要宫殿远景

建筑所见多元一体

      故宫肇始于元大都的皇宫。而从一开始，元大都宫城的兴建就是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产物。

      忽必烈结束唐末以后300余年的割据分裂状态，实现了空前的天下一统，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元朝。为更有效地统治中原地区，政治中心需要南移。他看中了燕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的军事战略地位，以及“鱼盐枣果之饶”的自然条件，在金中都东北选定新址。从1267年起，用时18年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城，并于1271年将其命名为大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从此，元大都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乃至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心，也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这不仅奠定了此后北京城的基础，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重大影响。

      忽必烈建大都城，是依循蒙古游牧文化“古列延”的形式来规划、实施的。其首要条件是汗王的宫帐必须占据中心，各级贵族绕其周围层层安营扎寨。所以元大都由4层城墙构成，即外城、皇城、宫城，以及最里一层大明殿层层圈围起来。其建筑规划主次分明，构建有序，主体显著突出，构成完整的统一体。作为都城，帝王所居是核心。整体来看，宫城、皇城的总布局、宫殿平面型式明显体现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其宫城前周桥—千步廊—门阙的御街系列，则承继了北宋皇宫前御街的制式。从元大都的建筑中，可以看到由宋经金而来的继承与发展。它大量采用汉地的土木结构，筑城是在夯土中设永定柱、纴木进而分层夯成。宫城以及隆福宫、兴圣宫等主要宫殿的周庑角楼之制，是蒙古毡帐形制在宫殿建筑上的体现。大明殿、延春阁的结构为蒙古式，建筑技术和材料则以汉式为主。1971年，考古发现元大都和义门（今西直门）瓮城遗址的门道、门券、城壁全用砖砌成，其砖结构技术应是对开封延庆观、杭州凤凰寺穹顶砖结构窑殿的沿袭和发展。其城垣东西两侧的水窗，与宋代《营造法式》中的卷辇水窗完全相同。水窗用于城垣挡河道沟渠处，也是古代汉地筑城中常见的工程设施。

故宫坤宁宫喜房

      忽必烈为宣扬国威，把大都城特别是宫殿建得富丽堂皇。从气派、讲究的规模和设计，可以感受其宽广胸怀、宏伟气度，以及各民族建筑艺术的交流融合。它既沿袭了历朝都城的建设理念和皇权礼制，又集多民族建筑风格于一城，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水准，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元朝大内与今故宫在位置上有大范围重叠，只是当年巍峨的崇天门、大明殿、延春阁都无从得见，唯独三大殿土字形的三台尚呈现出元朝的建筑形态。而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故宫，则是在保持明永乐时期格局的基础上，又经历代重修、增建而成。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经十余年漫长的营建，紫禁城终于竣工。明成祖朱棣正式将明朝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此前，北京曾由辽、金、元三个王朝相继统辖达500余年，并陆续在此建都。明朝将国都从“国家根本仰给”的江南地区迁往靠近北部边界的王朝故都，也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逐渐定居北京，丰富多元的各民族文化不断在此汇聚、融合。

      清军入关，王朝更迭，清朝仍定都北京，满人统治者将紫禁城全盘接收。正如《国朝宫史》记述：“我朝宫殿制度，自外朝以至内廷，多仍胜国之旧，而斟酌损益，皆合于经籍所传，以为亿万年攸芋攸宁之所。”同时，康熙帝为“敦重田功”，兴建丰泽园于西苑；雍正帝为“虔恭祀事”，兴建斋宫于大内；乾隆帝为“孝奉慈宁”兴建寿康宫，为庆贺“平定西域”的武功圣德扩建紫光阁。清代统治者遵循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规范，通过宫廷建筑的兴建和增扩，使汉满等各民族文化得以和谐共荣。

故宫坤宁宫灶间

      紫禁城正门为午门，顺治四年（1647年）重建而成。此门在当时是颁布《时宪历》的场所。乾隆时期因避帝讳，改称“时宪书”，“颁历”则改称“颁朔”。

      “王者制历授时”是古代统治者宣喻天道教化的重要手段。观象授时、制历颁朔，历来是王朝统治的象征。元忽必烈制《授时历》，所颁之历分四等，即汉字历、蒙古字历、畏吾儿字历、回回历，照顾到域内各民族的使用。明洪武后期，制定颁历之礼，后世长期遵循，成为明清两代每岁末举行颁历仪式的原点。清朝非常重视颁历，颁历典礼于每年十月初一在午门进行。乾隆五年（1740年）御制《十月朔日颁时宪书诗》，表明颁历的意义所在。清历法涵括了中原、北方等各地区的昼夜节气变更，见证了清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明清时期的统治者都奉行扶持藏传佛教的政策，清朝更是将其作为治理蒙藏地区、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帝依照西藏阿里古格的托林寺坛城殿，在明代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改建成雨花阁。这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藏密四部神殿，也是故宫中最具标志性的藏传佛教建筑。其雕龙穿插枋、柱头上的兽面装饰、山面镶嵌的佛龛、鎏金铜覆钵塔宝顶、铜镀金瓦顶以及跃于脊上的4条金龙，都具有浓郁的汉藏合璧的建筑特点。雨花阁前东西两侧有面阔五间高二层配楼，均建于乾隆年间，曾分别供过三世章嘉和六世班禅的影像。

      故宫中藏传佛教的佛堂较多，除雨花阁外，至今仍有宝相楼、吉云楼、佛日楼、梵华楼等20多处佛堂保存完好，不仅建筑完整，而且室内保留的清代匾联、供案、佛造像、佛塔、供器、法器、唐卡、壁画等大多维持原样。这些建筑与文物正是清中央政府与西藏、蒙古地方密切交往的生动见证。

      元明清三朝，在故宫的营建上，都采取了继承、融合、创新的做法，使其历经岁月洗礼，愈发熠熠生辉。三朝皇室的朝政治理、生活起居、宗教祭祀、园林休憩、内务管理、礼仪制度都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体现着各民族建筑艺术的交融，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文物所见多元一体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以清宫旧藏为基础，又陆续入藏由国家调拨、社会捐献等多种来源的各类文物，共186万余件套，分为陶瓷、绘画、青铜、家具、钟表仪器等25大类。这些藏品从新石器时代起，贯穿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直至近现代，连缀为一部不间断的中华文明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展现出中华民族数千年持续不断又灿烂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蕴含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内涵，是凝聚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文脉传承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来源。

      故宫藏品绝大部分是清宫遗存，数量庞大，历史序列整齐，其中属于国家珍贵文物的数量超过九成，占全国珍贵文物总量的四成以上，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从中国历史整体来看，各时代皆有代表性文物类型，各文物类型往往又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形成不同派别、不同工艺特点，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特征。

故宫藏大禹治水图玉山

      故宫博物院的众多馆藏，都见证着明清以来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的非凡历史。

      清康熙时期面对沙俄入侵，征调宁古塔、沈阳的满蒙汉八旗军，以及来自南方的各民族士兵组成的藤牌军，在雅克萨之战完败沙俄，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份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签订的国际条约《尼布楚条约》。乾隆时期亦将西北、西南、东南等地面临的分裂与侵略危机尽数消除，维护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故宫乐寿堂两壁的诗作《西师诗》、策论《开惑论》记录着安定西北的不世功勋；《万树园赐宴图》反映了乾隆帝和数十位王公大臣在一起欢宴的场景以及杜尔伯特部台吉“三车凌”反对分裂、维护民族团结、拥护中央政权的赤胆忠心；颐和轩内陈列的我国现存最大的《大禹治水图》玉山，讲述着玉石自西域开采，转运北京设计，移至扬州雕刻，复回北京紫禁城安放的生动故事；乾隆痕都斯坦青玉葵花碗则是小和卓霍集占在阿睦尔撒纳叛乱失败后遣使进贡的第一件痕都斯坦玉器。此外，故宫藏品中至今仍有30余件西域地区编织的盘金银栽绒丝毯，且品相完好。

      土尔扈特部原是游牧在天山之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的厄鲁特蒙古中的一部，17 世纪20年代末迁移到伏尔加河下游流域。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为摆脱沙俄压迫，率领部众冲破重重围截，不远万里，历经千辛万苦回归祖国。他们的回归受到清朝廷的高度重视。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时，渥巴锡敬献了玉器、自来火鸟枪、明永乐八年所受汉篆敕玉印以及用满、蒙古、汉三种文字写有“渥巴锡进”字样的腰刀。如今，这些珍贵的文物都藏于故宫博物院。

故宫雨花阁

      2023年，“祥开万象——故宫与西藏文物联展”在故宫博物院展出。一件件精美展品引领着观众走向历史深处，将汉、藏等各民族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感人史实娓娓道来。

      唐代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描绘了吐蕃王松赞干布的使者禄东赞朝见唐太宗的场景。这既是难得的艺术杰作，又是汉藏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入京朝觐顺治帝时呈献金嵌珊瑚松石坛城，清帝颁赐金册金印，封其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由此确立了达赖喇嘛的西藏佛教首领地位。故宫现存的历世达赖喇嘛进献文物，如明永乐款铜铃杵为明初宫廷制造，上镌款“大明永乐年施”，所附黄签写“达赖喇嘛恭进大利益铜铃杵”，原为明朝皇帝赐赠给西藏高僧，后达赖喇嘛进献给清朝皇帝；木制佛舍利盒，乾隆年间八世达赖喇嘛进献的两颗“燃灯佛”舍利和两颗“迦叶佛”舍利就存放在此盒内；清红铜镀金弥勒佛像，为菩萨装弥勒像，头戴五叶冠，左右手结说法印，各持一莲枝，身上系有清宫黄签；清银间镀金坛城，是达赖喇嘛为皇帝寿辰而进献的礼物……

      清乾隆帝七旬万寿庆典，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为祝寿至承德和京城觐见，并敬献大量寿礼，包括以藏、汉、满三种文字写成的奏书，赞颂文殊菩萨化身的乾隆帝。后来，六世班禅在北京西黄寺圆寂。乾隆为此将紫禁城的雨花阁西配楼布置为六世班禅影堂，供奉其银造像、画像、班禅源流像等。六世班禅僧装像为大幅唐卡，画幅正中六世班禅分别穿僧服和清朝官服结跏趺端坐在雕龙扶手椅上，画容安详慈善。像背面白绫用汉、满、蒙古、藏四种文字书写题记：“……圣僧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觐，上命画院供奉绘像留，永崇信奉，以证真如。”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关藏传佛教的文物约5万多件，主要有造像、唐卡、法器、法衣、经籍等，大部分是明清时期蒙藏地区少数民族首领进献皇帝的珍贵礼物以及内地宫廷所造的佛教艺术精品。

      故宫博物院还藏有满、蒙古、藏等文字图书2900余种20000余册，这些都是清宫的遗存，且多系清内府奉敕编译的刻本和抄本，也有臣工进献和采进的坊刻、家刻和抄本。还有许多清廷编撰的辞书以及翻译的各类典籍。从乾隆年间敕修的第一部大型满汉合璧词典《御制增订清文鉴》到《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再到满、汉、蒙古、藏、维吾尔五种文字合璧的《御制五体清文鉴》；从内府泥金藏文《龙藏经》到《清文翻译全藏经》再到内府抄本《华夷译语》等……这些辞书和典籍，经历了从单语种到多语种的转变过程，反映了清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化。

故宫藏满文医药治症通书

      入关前，清朝官方文书使用满、蒙古、汉三种文字。顺治年间，公开文书开始以满汉合璧为主。例如乾隆年间修成的《钦定西域同文志》确立了满、汉、蒙古、藏、托忒、察合台6体合璧的格局，是清代唯一一部6种文字合璧的词典。由乾隆帝主持绘制的、以清朝盛世时期藩属国、海外交往诸国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人物为对象的《皇清职贡图》，也是由画像和满汉合璧图说文字组成。

      总之，代表中原农耕文化的青铜器、碑拓书画、善本，代表东北森林文化的满文档案、满族服饰，代表西南高原文化的雨花阁、唐卡，代表北方草原文化乃至岛屿海洋文化的元青花、珊瑚、砗磲……故宫博物院荟萃了我国各时期、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瑰宝。

      每件文物进入故宫的过程都凝固着一段历史，数万件文物组合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图景，连接着中原与边疆，赓续着中华民族共荣共存的血脉。

日常所见多元一体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评价道：“朱棣迁都北京……不仅可以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包括北方的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一线广大地区。它不仅是联系汉人与南方各族人民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

      延续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作为标准化考试，以文化而不以民族、地域、出身取仕，并逐渐演化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制度设计，极大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最高等级科举考试殿试，恰在故宫举行。明朝时考场位于奉天殿（今太和殿）前，清乾隆时期始在保和殿内。前朝大殿在近500年间承接了180余场殿试，数万名全国各族英才会聚紫禁城，终成国家栋梁。

      其他各处现存建筑及往昔历史，也体现出故宫所彰显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例如，慈宁宫高悬的汉、满、蒙古三体文字匾额，分布各处的汉藏融合佛堂、造像，曾在东西六宫居住的汉、满、蒙古、回、达斡尔等各族宫眷，于紫禁城收藏或编修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以及众多具有汉、满、蒙古、回、藏等民族风格的服饰，记载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事务的文献和档案等……这些都是当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有清一代，统治者为实现和维护其“正统”地位，提出了“满汉一体”等共治天下的理念和策略。在宫廷活动中既有对满人传统习俗的继承变革，更有对汉文化的认同、吸收、融汇。此种文化价值取向上的特点，在宫廷建筑、礼仪、日常与年节生活、饮膳、服饰、娱乐等方面均有体现。

故宫藏乾隆款掐丝珐琅嵌石多穆壶

      新年期间，紫禁城都要为清王朝的藩属举行系列外藩宴，如除夕日保和殿外藩宴、朝正外藩宴等。此间，与清王朝有封藩关系的边疆各民族人士相继轮流进京，朝觐皇帝、瞻仰圣容、庆贺元旦，称为“年班”。清嘉庆时《啸亭续录·除夕上元筵宴外藩》记载：“国家威德远被，大漠南北诸藩部无不尽隶版图。每年终，诸藩王、贝勒更番入朝，以尽执瑞之礼。”清乾隆帝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典礼。对各地方政权和民族首领予以高规格接待，成为清朝处理民族关系颇有成效的一种方式。

      设宴少不了乐舞助兴。据《清史稿》记述，清代宫中年节的乐舞有两种，用于祀神者的佾舞和用于宴飨者的队舞。此外，还有四种乐舞表演，东为瓦尔喀部乐舞、朝鲜俳乐舞；北为蒙古乐舞；西为回部乐乐舞、番子乐乐舞、廓尔喀（今尼泊尔）乐舞；南为缅甸乐乐舞、安南国（今越南）乐乐舞。这些宫廷乐舞，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融合了多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了“万邦国乐”的喜庆祥和氛围。院藏清乾隆年间内府泥金精写本《笳吹番部合奏乐章满洲蒙古汉文合谱》共辑蒙古、藏等少数民族音乐词章和廓尔喀、缅甸、安南等国乐章约百余首，是一部清代宫廷宴乐专著。此外，故宫珍藏的《塞宴四事图》描绘了清乾隆帝在木兰围场开筵设宴时演奏蒙古音乐“什榜”的场景。

      满蒙联姻，同样是清宫中的大事。皇家不仅将公主格格出嫁给蒙古王公贵族，而且还迎娶蒙古王公之女。紫禁城里的东西六宫、慈宁宫、寿康宫区域，就留下了多位蒙古后妃的生活印迹。这种相互通婚具有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特殊亲和力，令满、蒙古民族关系更亲近、更自然。

      清代宫廷膳食文化也有着兼容并蓄的特点。除满人传统饮食外，还有山东、苏杭等各地的菜品。其中，以集合了多地域、多民族精美菜肴的满汉全席为最，菜品达100道以上，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集大成者。

      故宫同样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在明紫禁城甫一建成举办的迁都大典中，便有来自二三十个国家的使节出席盛会，他们是郑和下西洋从东南亚及非洲、陈诚出使西域从中亚等地带回的外国使团。清朝统治者入主紫禁城后，将前朝三大殿更名为太和、中和、保和，殿名取自传统儒家经典《周易》《中庸》，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体现了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弘扬的理念。帝制王朝消亡前夕，隆裕太后协溥仪在养心殿签订清帝逊位诏书，政权得以和平让渡，民众免遭战乱之苦。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故宫得以完好交还于人民手中。开国大典的伟大历史时刻，故宫博物院在午门、神武门张灯结彩，故宫员工从库房中取出大红灯笼，前往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

      作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在故宫，无论是古建筑还是馆藏文物，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5000多年文明传承发展的历程。

      可以说，故宫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烙刻着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认同的表现形式，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发展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无愧为鲜明的中华文化符号。

      进入新时代，故宫博物院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弘扬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为支撑，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引领者、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

      秉持开放办院思想，推进“英才计划”“开放课题”“故宫与丝绸之路探考”“故宫学人讲故宫”等学术考察与交流项目，举办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吸引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教师共同参与故宫学研究，让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价值得到更加完整的阐释，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在文物的数字化采集、数据库建设、数据管理等方面推陈出新。通过建设大高玄殿数字馆、数字文物库、数字图书馆，开发“清明上河图3.0”“‘纹’以载道”数字展，打造了线上线下融合互动、全方位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以各种线上展览活动、文化创意产品、新媒体展示方式等，全面呈现故宫的多元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出圈”。

      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在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融化合中，积极推动文化“走出去”，面向国际社会讲好故宫故事、中国故事。故宫教育项目走进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以博物馆教育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考古项目，引进跨文化文明展览；举办“太和论坛”“中欧文化遗产保护科技论坛”等国际学术论坛，促进中外学者平等对话、交流互鉴。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保护好、传承好故宫这座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努力为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和世界的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眼见皆未来。故宫，大有可为，令人期待。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6期

文：章宏伟 高希

作者章宏伟为故宫出版社社长

高希为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副主任

图：故宫博物院

责编：张昀竹 张红彬

流程制作：高宁（见习） 李沛然（实习）张浈芳（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