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唐，兴于宋元，盛于明清，直到1901年改制为学堂，1200余年间，我国历代创建的书院约有7500多所。

      从最初私人隐居读书的所在，逐渐发展为辟舍建院、聚书收徒、讲学布道，再到研究学问、教化民众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经过千年流变，遍及中华大地，既是传统儒家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之地，更是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守正创新的见证、中华文明以教立国的典范。

      作为围绕书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为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学风士气的培育养成以及中华文明的弘扬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堪称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不仅如此，从明代开始，书院还被朝鲜、日本和一些南亚国家以及欧美地区引入，近代更是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回望历史上的书院

      书院产生于唐代初年，起初它只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随后其服务范围从个人扩展至众人，担负起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使命，开始了传道授业的教学活动。学者、文人、墨客、道士、僧人乃至友人、知己等相聚于此，游宴、教学、讲会、品诗、论文以及研究著述、讨论时局，具有书斋的广泛社会性，使其很快演变为公众文化活动的场所。

      从唐到五代十国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就有72所。在中国书院的发展史上，这一时期应为起始阶段。书院按照官和民两个系统逐渐发展起来，具备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于是，中国社会便拥有了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与书院发展的初级阶段相适应，期间书院的功能也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宋代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有宋一代，书院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其总数达到720所。

      宋初，有责任感的中国士人纷纷自觉地担当起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职责，书院渐渐兴盛于民间。“天下四大书院”的盛况，便是宋初书院影响之广、声势之大的具体体现。但这一由南宋书院建设者提出的概念，起初所指各不相同。最先提出者是南宋诗人范成大，乾道九年（1173年）二月，他游历石鼓书院后撰写了见闻录，称“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徂徕为石介所建，在山东徂徕山。金山即茅山，在南京，侯遗所建。岳麓即岳麓书院，在长沙。第二个提到“四大书院”的是理学名家吕祖谦，他建有丽泽书院讲学，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任职南康军，修复白鹿洞书院，聚徒讲学。为纪其事，请吕祖谦作《白鹿洞书院记》，其中称“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吕祖谦的定义，有着明确而理性的目的，书院讲学成为一种事业的追求，“四大书院”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学术意义，甚至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与象征。

      北宋中后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显著发展，政府已完全具备恢复和发展官学系统的实力，自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到宋室南迁的80多年间，朝廷就开展了三次兴办官学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宋初兴起的几十所书院多被废弃或改为府县学。此时的书院虽失去政府支持，但得力于以士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支持，获得了比前期更快的发展。不同追求、不同爱好的人，皆可以通过书院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书院体现出一种超强的文化适应力。正是这种适应力，使得北宋后期的书院展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功效，在主流学校性质之外，还衍生出墨客游览、骚人放歌、学者著述、大师传道等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书院。

      南宋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此时书院总数达到442所，并形成了一个以江西为中心，辐射浙江、福建、湖南诸地区的占全国书院总数三分之二还多、势力强大的书院密集区。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在学术大师指导下，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得以完全确立。这也标志着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官学、书院、私学三足鼎立、三轨并行的时代。

      然而，两宋之际，士风日下、时局动荡的现实，向南宋新一代理学家们提出了收拾人心、重建伦常、以新价值观维系世道民心的要求。以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大师在长期兴复创建书院的实践中，逐渐进一步明确了建设书院的目标。他们的首要目标便是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事业。为此，他们从复兴宋初“天下四大书院”入手，反复强调先朝对书院的奖励褒扬，意在请官方承认书院存在的合法性并以实际行动支持书院建设。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在面见孝宗皇帝时，不顾执政大臣警告，当面提出为白鹿洞书院赐书赐额的请求，终获批准。从此，书院又获得了朝廷、地方官府以及民间力量的共同支持，迎来了南宋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从批评“学校科举之教”入手，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是理学家们追求的第二大目标。他们提出，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希望以自己理学的教育理想来化解消融书院生徒的利禄之心，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理学家的大兴书院之举，最终在理宗、度宗时期（1225—1274年）得以完成，程朱理学也由此获得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官民两股力量密切配合，将理学和书院一道推向了繁荣。

      南宋是书院蓬勃发展的繁荣时期，各地涌现出了很多可以效法的典型，其中尤以岳麓书院、丽泽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为代表，成为后世书院建设的榜样。

      元代的书院政策，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与南宋政权对峙时期，其在保护书院的基础上，仿而建院讲学，宣扬理学于北方，以彰明崇圣重儒的姿态。元统一后，主要采取了准许招师讲学，提倡在先儒、名贤过化经行之地建立书院，施行学术自由。经过30余年的经营，元仁宗时期恢复科举考试，以功名招纳士人，完成了变“遗民”为“臣民”的工作，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统治基础。元代，用不到100年的时间，终于更广泛地将书院和理学一起推广到北方地区。

      在元代书院的发展史上，与书院北移同等重要的是书院的官学化趋势。这是因为朝廷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而逐步实现的。比如：以严格的报批手续来控制书院的创建与兴办；委派山长，并将其纳入学官体制，一体铨选考核升转；拨置学田，设官管理钱粮，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书院生徒享有各级官学学生同样的权利、出路；各级官府直接创办书院等。官学化扩增了书院的数量，保护了书院财产，维持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为书院发展筑起了一道有力的屏障。

      明代以近2000所的书院数量，远超过此前的历代总和，并且明中后期书院具有了平民化、社团化、政治化的发展倾向，使其成为书院发展史上最具活力的时期。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科举与官学的一体化，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主流思想演化为敲开科举之门的砖块。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学术大师从批判程朱理学入手，承担了重建理论、重振纲常、重系人心的艰苦工作。关于书院，王守仁将其定位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认为书院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补救官学的流弊，而讲求古圣贤的明伦之学。以书院作为宣讲、发展自己学说的基地，并借讲学纠正程朱理学之失，是王守仁书院观的重要内容。正是利用书院这一阵地，他将自己的思想理论迅速推广于东南各地，及至倾动朝野，取代程朱理学而风行数百年之久。

      明代中后期，面向老百姓成为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城镇官府书院向平民百姓开放，山林布衣、乡村长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侣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这是宋元时期所罕见的现象。与此同时，读书人或联讲会或结社为盟，形成很多社团组织，营造出了士风激荡、团体活跃的社会风气。诚如时人所称：“敝乡学会如家常茶饭，无地不有，无岁不行。”由此可见，这类书院已然具备了现代社团的基本特质。

      明末流行的“天下东林讲学书院”，就是一个由讲学而泛化为政治的典型。它是以东林书院为代表的一个有着鲜明学术特色和政治倾向的书院群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顾宪成高扬的一面讲学大旗，以讲学议政而得民心、士心，成为东林书院在万历、天启年间讲学的一大特色。

      当然，书院制度移植到朝鲜，更是明代的亮点。它开启了中国书院近500年走向海外的新篇章。至今，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乃至欧美地区曾创建过近千家书院，成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联通世界的平台。

      进入清代，普及和流变是书院发展的最大特点。由于官和民两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前后共创建、兴复书院5836所，基本普及城乡。雍正年间，清政府的书院政策从消极抑制转为积极支持，发布了著名的创建省城书院的上谕。此后，各地总督、巡抚，奉令动用公帑，或新建或扩建或改建，创建了20余所省会书院，使十八行省都有了各自的最高学府。民间则主要致力于乡村、家族书院的建设，承担着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任务。乾隆年间，清政府的书院政策不再动摇，寓控制于支持，以创建上下一统、制度完善、定性明确的官办书院教育体系为主要目标。随着各府州县官方书院的建立，它和原本已有的省会书院一道构成了相对完备的书院教育体系。

      乾嘉汉学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全国性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流派，经由创建兴复者的提倡、山长的学术示范、诸生的相互影响与传播蔚然成为风尚，形成以苏州紫阳、徽州紫阳、扬州安定与梅花等书院为大本营的吴派、皖派及扬州学派三大考据学派，各自集结了一大批汉学家，进行汉学研究与传播。随后以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为大本营，乾嘉汉学发展步入成熟期，两书院也成为全国各地书院改革仿效的榜样。不少地方大员以此为革除书院弊端的突破口，纷纷创建专门研习经史考据之学的书院。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书院以新增1233所的超高速度发展，创造了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而且其追随时代的步伐，努力适应社会日益增长并激剧变化的文化教育需求，引入“新学”“西学”作为研究与教学的内容，快速改变、改造、改革自身，开始了其由古代走向近代、现代的历程。然而，正当改革推进之时，朝廷于1901年下达了更为激进的改制诏令，全国有1600余所书院被强令在短期内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匆忙中，古老而悠久的书院走向现代，在改制中获得了新生。

书院的现代启示

      进入20世纪初，书院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1901年，光绪皇帝发布书院改制上谕，全国书院成建制被改为各级各类学堂、学校；1905年，与其并行的科举制度也被上谕废除；壬寅—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先后颁布实施，书院作为一种制度被排斥于体制之外。此后，随着全盘引进的学堂、学校制度弊端显现，胡适、蔡元培、毛泽东、梁漱溟、钱穆等一大批人，开启了近30年的书院研究与书院复活运动。到上世纪80年代，以岳麓、白鹿洞等传统书院的修复和中国文化书院的创建为标志，书院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新世纪以来，书院文化更是不断得以复兴。目前，全国开展各种文化教育活动的书院至少有3000所以上。

      书院历史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季羡林先生于1996年为《中国书院辞典》作序时，将书院在当今社会的意义总结为六条：可以成为当前教育制度的补充，可以协助解决老年教育问题，可以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可以团结海内外学者，可以宣扬中国文化于海外，可以保存历史资料。而依凭书院的历史作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书院制度的显著特征。

      第一，创设不同类型的书院，满足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文化教育需求。按照功能来分，有作为读书之处、著书之地、藏书之所、明道讲学之区的书院，有作为士友会讲之所、课士之区、士人市肆、应试者公寓、祭祀先贤之地的书院，最主要的还是从事教育事业的书院；按照教学内容来分，有从事军事教育的武书院，实施语言语音教育的正音书院，进行外国语言文学教育的书院，开设医学教育并有门诊业务的书院，最主要的还是从事儒家文化知识教学的书院；还可以按照建设者、院中学生等来区分。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总之，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类型及层次有别的等级，展示了书院文化的丰富内涵。

      第二，创设不同等级的书院，满足各群体不同层次的文化教育需求，构建完整的文化教育体系。因为教学程度和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不同，书院形成了等级上的差异。整体而言，最底层的是私立的家族书院和民办的乡村书院，中间层是县立书院，高层则是州、府、道、省各级书院。底层书院数量大、分布广，起着普及文化知识和将儒家学术思想社会化，从而形成民间价值信仰的作用。它扎根乡村社会，是其他较高层书院的起点，构成中国书院等级之塔的底座。中间层县级书院，既处于家族、乡村书院之上，又是官立书院中等级最低的，一身二任，承担传播文化知识和将儒家理念政治化，从而以朝廷意志影响民间价值取向的任务，是书院等级之塔的塔身。高层的各级书院一方面分担指导学术理念政治化的官方责任；另一方面也兼有研究学术，更新创造儒家精神、养育学派之责，可以视作高居于书院之塔的顶端。历朝历代那些学术大师主持或创建的书院，无论是官立还是民办，皆得视作当然的塔顶部分。中国书院的等级之塔，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书院文化教育体系。

      第三，调动官和民两种力量，创设官办与民办两大系统的书院。书院起源于官民二途。官办书院拥有官府的强大背景，可以获取合法甚至正统的社会身份，克服官本位社会大环境对其造成的生存困难，从而发展壮大；有某些与官学相若相同的组织形态特征，形成正规化、制度化特色。民办书院可以赢得民间广大士绅留意斯文的热情与世世代代的支持，其力绵长、持久而深厚，可以化解官力式微或消失所带来的困境，以天长地久的滋润推动其成长发展；有某些与私学相似相同的精神风貌，形成自由讲学、为己求学、注重师承等气质性特色。但民办书院受官办书院的影响与制约，也不至于变成私学。总之，官办书院和民办书院的长期并存，也即官私两种势力的长期并存，使书院可以长期保持某种官学与私学成分共存的结构态势，形成一种似官学而非官学、似私学而非私学的整体生存特色，进而以这种特色与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完全区别开来，成长为独立于官学与私学之外的全新的文化教育体制。

      第四，强调书院与学术的一体化，形成学术创新机制。书院与士人、学者、学术和学派之间，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情关系。聚集学人、研究学术、开创学派，便是南宋书院与理学一体化最典型的表征。书院与理学一体化机制的形成，赋予书院思想与哲学生命的光辉，开创了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传统。宋元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几乎就是书院的事务：社会各主流学派一般都以书院为基地，以学规、学约、会规为约束，以修身、治学为宗旨，借藏书刻书、著书立说而积累，借慎思、审问、会讲、论辩而创造，借讲学、授受而传播，在书院中形成、发展和壮大，并且和书院一起扬名于当世，影响于后代。因此，可以说书院是古代中国学术的策源地、播种机。一部书院史，就是一部主流学派与书院相谋相合、隐显同时、盛衰与共的发展史。

      关注书院文化，除了学术研究、人性修养、学行并重、尊严师道、师生情笃等内容之外，更须重视其在增进文化自觉、自信与担当等方面的作用。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守正创新、开放包容，笃行不怠、奋发有为，以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具备传斯道以济斯民的襟怀，勇毅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不断传承发展书院文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文：邓洪波

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系湖南省“十四五”时期社科重大学术和文化研究专项项目《中国书院文化创新研究》（21ZDAZ09）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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