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朱彝尊曾经评价道：“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

      确实如此，前朝宋代理学家们开创营建的书院，在元代被作为文教推广、人心营构与乡土治理的重要手段受到朝廷格外重视。于是，在各种利好政策、制度的助推下，元代书院发展更为迅猛，逐渐成为南北各地文人雅士纷然云集、论学问道的重要场域。

上下倡之

      元代书院的发展演化兼具“下倡”与“上倡”两个阶段。

      元初，一些士大夫归隐山林兴办书院，“下倡之”研修和传授理学，以延续“圣贤一脉”作为传承文化的心迹所托。对此，元代统治者也“上倡之”，对书院予以保护和支持。而在天下尚未完全一统时，即太宗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年），时任随军中书省事的杨惟中就与姚枢一起开始筹办太极书院。他们仿照岳麓书院、白鹿书院等制度，请博学鸿儒赵复、王粹等为师，广选天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聚书求学“传继道学之绪”，并试图建立成为天下书院的楷模，使“学者归往”。赵复等人在太极书院的讲学使得理学得以在北方地区广为传播，后来《元史》对此记载：“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

      对儒家文化和书院的重视延续于元朝历代帝王，也使元代书院发展自始至终呈现出多民族共同倡导推动的特质。

      以世祖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帝王特别重视书院的发展。至元八年（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即取《周易》“乾元之义”，凸显了尊崇文化、推重儒学的忽必烈对中原道统的重视。宋元之际，志在建立大一统王朝的蒙古贵族屡屡颁布诏令，“令书院依例复旧”，讲学不辍，同时聘任官员四处寻访古籍，“招安秀才”。曾参与编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的大学者程钜夫就曾奉忽必烈诏命四处寻访学者名儒。忽必烈即位第二年即下诏：“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并三令五申“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骚扰”。后来，元廷又多次下诏，明令禁止官员和军队侵占书院财产。

      为彰显对中原道统的尊崇、儒家学说的承继，元廷修复残破书院，供养有名望的贫寒学士，并出台政策认可地方书院的合法性，同时以山长制度将地方士人纳入官僚体系，正式并列为学官，大力支持兴办书院。

      浏阳文人欧阳龙生的故事即为典型。据《湖南通志》载，欧阳龙生“从醴陵田氏受《春秋三传》，试国学，以《春秋》中第。至元丙子（即宋景炎元年，1276年），侍逢泰返浏阳，左丞崔斌召之，以亲老辟，居霞阳山之白云庄十七年。浏阳文靖书院祠祀龟山杨时，沦废已久，部使者至，谋复其旧，以龙生为山长，升堂讲《孟子》承三圣章，言龟山传周程学，而豫章延平、紫阳朱子实承道统，其功可配孟子。山林老儒闻讲筵之复，至为出涕。秩满，改本州教授，迁道州路教授。”这里的山林老儒就是隐居不仕的南宋遗民，而闻讲筵之复后的涕泪，说明其认同于书院的制度文化，欧阳龙生也由不愿仕元的“遗老”变身为进入新朝书院体系迁升的教授。如此之例不胜枚举，元初文坛领袖袁桷也“部使者举茂才异等，起为丽泽书院山长。”

      书院渐兴，在历史中埋下无数促进文化交流、政教因革的草蛇灰线。欧阳龙生之子欧阳玄自幼因书院而浸染于读书论道风气中，多年后成为“三任成钧，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的一代学士，为元文帝拟写檄文和登基诏书，并影响和辅助其广兴文教，在大都创建了奎章阁。元文帝“命儒臣进经史之书，考历代帝王之得失”，尊崇儒家圣人孔子，封孔子父母及后世名儒，并设祀南郊；同时诏命欧阳玄领衔仿唐、宋会要体例，编修《经世大典》，整理保存大量典籍。欧阳龙生兴办书院、出任山长传承“圣贤一脉”的苦心，在欧阳玄这里演化成推动朝廷典章制度、树立天下文教典范的遗篇。从“遗民”到“翰林”，欧阳玄的人生际遇恰恰折射出书院在推动元代政教体系建设革新、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所起的“化成”之功。

      不惟名儒山长，元代政策制度对书院生徒也专有安排，其享受官学生待遇，为士子书生进入官僚体系一展鸿途开启方便之门。据《元史》记载：“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之肄业于是者，守令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在此背景下，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因书院而愈加广泛深入，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也进一步增强。

由南入北

      书院南北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状况，自宋代起已很明显。在元代官方推动下，书院之制开始由南入北，遍及天下，尤其是北方书院得到大力发展。承绪中华文脉的书院，逐渐成为蒙古、色目等各民族文士交流学习的共同空间。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明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随着一统天下的势不可挡，谈理论道的书院也在各地纷然兴起。

      元代书院南北均一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太极书院的建设。为“使不传之绪，不独续于江淮，又继于河朔者”，元廷建太极书院于燕都（今北京）。作为元代在北方建立的第一座书院，太极书院以师周敦颐，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位理学名臣“配祀”，将在江淮一带所收集的理学典籍贮藏于其中，并刻《太极图》《通书》《西铭》等理学名著于四壁，聘请江汉名儒赵复等主持讲学。儒家理学以此为大本营，在北方地区各民族知识分子中进一步传播开来。南北文化的交流交融由此更加深入，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由此更加广泛。

      连续性的政策支持，让南方历经兵燹的书院重获新生，而由南入北的书院建设风气，也让随着战火与朝代更迭流动迁徙的各民族文士得以游访于书院，研习理学义理，切磋辞赋文章。元代诗文家王旭就在《中和书院记》中称颂高伯川在长芦（今沧州）建立书院曰：“草创以来，国家以伐宋为事，未暇文治，今圣人在上，天下一家，书籍盛于中国，学校遍于四方，斯文其将复兴乎？且书院一事盛于南国，而北方未之有，今高君营此，盖将以为北方倡，而因以上迎乎天意，安知不有好事者随而和之哉？他日择形胜之地，尽规模之大，有如白鹿，如石鼓，如岳麓称于天下，名于后世，以惠学者于无穷，其人其事虽未可知，而其原则要自高君发之。” 字里行间可见当时的文人对在北方建设书院的支持。

      从宋元书院数量变化来看，元代在北方建设书院的成果十分显著。据邓洪波教授在《中国书院史》中给出的北方六省书院数据来看，自宋到元，大都（北京）从无发展到3所，河北从3所增加到12所，河南从11所增加到12所，山东从9所增加到23所，山西从4所增加到10所，陕西从1所增加到7所。北方书院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极大地促进了南北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元代在兴办书院时，也力图为天下树立官方文化学术之范式。初期，就提出“继道学之绪，必求人而为之，师聚书以求其学，如岳麓白鹿，建为书院，以为天下标准，使学者归往，相与讲明”，形成统一的理学与文教范式，呼应理学影响下的各地文士延续“圣贤一脉”的需求，希望通过书院潜移默化地收聚人心。有元一代，创造了“创建24400所各级官学，使全国平均每2600人即拥有一所学校”的纪录。书院与官学并行发展，书院自身的官学化让元代书院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制度与政策支撑，因而书院文化迅速复兴。当时，有名可考的书院就有400余所，堪称兴盛。各族文士共同参与到书院和文教发展中，更加促进了文化和精神层面的认同。

南北均一

      元代，我国疆域空前广阔，“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强化大一统的文化认同、不断稳固中央集权，始终是元朝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心所在。故此，从忽必烈开始就强调“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着力以中华传统文化来塑造元代的政教体系，让承载多元文化的各民族学者共同“归往”的书院成为“人心营构”的重要场所。

      元代书院的建设，本身就是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在蒙古贵族和儒臣的大力推动下，元代书院建设的主导者不再仅仅局限于汉人，北方各民族文士往往成为兴办书院的主力。刘岳申《西蜀石室书院记》记载：“秘书蒙古人，生长蜀中，承恩入侍三朝，累官至太监，告老还乡，既以私财建书院，又购古今书籍，备礼乐器，载与俱归，托不朽焉。……今又闻秘书能为墨池、草堂二书院求赐额，又为之增益其田庐书籍，是何恢恢有余裕也。”这里记载了蒙古人纳琳在巴蜀修建石室书院，并为墨池和草堂两书院申请费用的故事。另据《元史》载，曾任中书左丞相的康里脱脱在家宅教化乡人向学，“朝廷赐其精舍额曰景贤书院，为设学官。”从设立山长制度到御赐达官贵人乡宅别墅以书院名，元廷经由书院政策进一步将“宋遗民”与“北方人”都归一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元初几十年未有科举，书院成为官宦与士人设文立教、拜师求学、聚友论道的重要场所。至顺三年（1332年）岁壬申，孔子后人、五十四代袭封衍圣公思晦用林庙管勾简实里言，“上书请复尼山祠庙，置宫师奉祠，因荐璠可用事，闻中书送礼部议”。至元二年（1336年），中书左丞王懋德奏议于儒家圣地尼山创建书院，同时推进保举临川金溪大儒彭璠任山长。据《尼山创建书院碑》载，彼时“凡齐鲁之境贤卿大夫，民之好事者，出钱而助成之。释木于山，陶甓于野，庸僦致远，牵牛车，服力役，连畛载途，饮饷相望。”各民族文士同心协力，促成了尼山书院的兴建。在元廷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的文坛盟主姚燧，就以书院之形式设馆，教授贯云石、孛术鲁翀、张养浩等各民族文士。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子孛术鲁翀以“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作为自己的身份象征。曾任宰相的哈剌哈孙“雅重儒术”，在国子学未成的情况下，延请名儒施教，“以近臣子弟入学”。通儒许衡，在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期间，也开国子学，“择蒙古弟子以教”。祖籍成都、生于临川的大文豪虞集和祖籍河西的唐兀文士余阙都为天门书院写了碑记等以记载宣扬其文教传统。畏兀儿文人、元代大诗人贯云石，就在长庚书院与李秋谷、程雪楼、陈北山、元复初、赵子昂、张希孟等共同论学赋诗。在王公贵族名儒的参与推动下，书院逐渐成为各民族文人士大夫传道授业、文学唱和的重要场域。

      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议复科举后，书院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元代书院学生与官学学生享受相同的科举政策，书院诸生可以参加科试。

      在南北书院的影响下，理学逐渐成为元代官学，而科考的题目与知识正是儒家经义。尽管元代科考针对不同民族分别考试，但在科考内容上则与书院之教授一致——都将儒家经典与朱子学作为必考内容。譬如，蒙古人、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词典雅者为中选。同时“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其实，各民族文士在学术文章方面已无差异，朝廷上下无论族属皆以朱子之学（理学）为业。诗文大家虞集曾记载这一情景道：“国家提封之广，前代所无，而自京师通都大府，至于海表穷乡下邑，莫不建学立师，授圣贤之书，以教乎其人。群经、《四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 学者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也记载：“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经由书院传承和构筑的共同知识谱系,已成为各族士人立身致仕的必由之路。

      从长期看, 科举取士成为促进各民族士人学习中原文化的关键驱动力。皇庆初年恢复科举考试时规定，北方中书省及河南、陕西等行省取士额要比南方各行省高很多，这一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北方各民族士人积极进入书院学经明道，北方书院也因之大盛。元代恢复科考后的50余年间，大量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的文士成为状元、进士，并以儒士自居，学习和书写中华典章诗词，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同已日趋聚合于共同的平台与制度下。

      南北均一、书院大兴，真可谓“四海风雅齐一，九州士人同道”。

      “书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元代书院演变于特殊的时空背景，其发展变迁凝聚着知识、教化、认同与道统的因革承绪，其现实空间与文化象征，使其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心场域，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华之教化遍及四海、中华之道统行于天下。

文：王猛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副院长

 彭红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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