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士人之道的追求分为两个阶段：其一，以“道”修身，完善自我人格，即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其二，以“道”治世，完善社会秩序，即所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作为我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书院是东亚儒家文明的典型形态。书院学者认为儒家对“道”的追求首先是个体自我的道德完善，进而实现全社会的完善。因此，书院体现了儒学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的统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作出了独特贡献。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除了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以及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商丘的应天书院等耳熟能详的“四大书院”外，还有许多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书院星布于全国各地。

北京太极书院：“理学孵化器”

      “书院之设，莫胜于元”。元代大兴书院，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呈现向北推广之势。太极书院，作为元代在北方地区建立的最早最重要的书院之一，推动了儒家思想在北方地区的传播，进而促进了元代中央集权的实施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

      在耶律楚材、杨惟中等人的影响下，蒙古族统治者对儒学尤其重视。杨惟中是国子监的负责人之一、行中书省事，深受太宗窝阔台汗的信任。他和另一重臣姚枢在元太宗年间开始筹办太极书院，目的是继承和传播理学，所谓“传继道学之绪”。书院以“太极”命名，是为了追根求源。宇宙根源为太极，这是北宋时期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学说的出发点。杨惟中等人建立太极书院的出发点是“明道”“学道”“传道”，而道则发端于“太极”。

      太极书院的主讲人赵复，是德安（今湖北安陆）人，被称为“江汉先生”。当年，杨惟中命姚枢笼络南方名士，期间遇到了南宋大儒赵复。通过交谈，姚枢认定他是个“奇士”，便请他一起北上。赵复答应了这个请求，并且把自己保存的程朱理学著作全部抄录下来后交给了姚枢。

      创建之初的太极书院由赵复主持教学，姚枢则把从江淮一带收集来的8000余卷图书作为书院藏书，希望把它办成像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那样为天下学者向往的地方。当时，大都城尚未兴建，故太极书院建在“燕都”，即金中都内。“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赵）复始”。赵复著有《传道图》《师友图》《希贤录》《伊洛发挥》等，通过太极书院将程朱理学系统地介绍到北方，对孔孟以来道统的梳理、对理学的传播作用重大。

      据史料记载，自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给辽国以后，尤其是在金、宋对峙期间，由于“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南宋理学在北方影响较小。太极书院创办后，这一状况得到极大的改观。姚枢还发动众人在今河南辉县苏门山刊刻程朱理学著述，开馆讲学，自后“伊洛之学遍天下矣”。就这样，太极书院成为整个北方地区的理学学术中心，名人辈出，规模日盛。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不仅培养了大批理学家，促进了南北学术交流，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元代的上层统治者，使他们更加认同中原道统，不断转变统治方式，助推了北方地区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

辽左习武书院：北方第一所军事教育书院

      或许有人认为，书院只是读书、讲书、著书、藏书、校书、刊书之地，但其实它也满足了一些读书人“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梦想。有些书生为求得自身全面发展，不仅在书院习文，也在书院练武。

      《唐六典》有“凡习学文武者为士”的说法，唐初山东青州的李公书院就是李靖研习司马兵法之所。元代人千奴在濮州创建历山书院，要求这里的生徒“暇日习射御，备戎行”。由此可见，以书院实施军事教育，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但从史料来看，历史上真正培养出文武双全人才的书院却寥寥无几。到了明代，则开创性地出现了专门从事军事教育的武书院。

      武书院始设于明嘉靖年间，最先出现在南方的九江卫（今江西九江），名为肄武书院，嘉靖五年（1526年）由九江兵备何棐创建。肄武书院所招生徒往往都是武臣子弟，而不是一般的士卒或兵士子弟，以培养军事指挥后备力量为目的，学习的内容是武经和六艺，可见层次不低。武经和六艺是当时地方武学的通用教材和主要课程，因此，此时的武书院和其他以武辅文的书院不同，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军事学院。

      武书院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辽左习武书院，也称“辽阳武书院”，嘉靖七年（1528年）由巡按御史王重贤创建，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由巡按御史李辅重修，“聚武士之秀者读书习射其中”，是北方第一所武书院，也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武学院之一。辽左习武书院所招学生为参加乡试获得身份的武举人，规格比九江卫的肄武书院更高，规制也更加完备，属于高等教育。

      作为我国古代最高的军事学府，武书院得以和文书院并立而行，正式进入军事专业教育领域。它的出现，大大拓宽了书院的文化内涵，在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而辽左习武书院，则为辽东乃至整个东北边疆地区培养了众多军事后备人才。

海南蔚文书院：讲会式教育的南海风潮

      位于海南文昌的蔚文书院创建于明代，是海南著名的书院之一。明万历年间，文昌知县贺沚提出倡议，由邑绅捐资兴建了玉阳书院。清雍正年间，这个书院规模扩大，知县梁继世将义学和书院合而为一，更名“至公书院”。到了嘉庆年间时，又将其改名为“蔚文书院”，并添建一座正厅，成为海南历史上唯一的五进式书院。

      明代书院有考课式和讲会式两种类型。前者注重日课、月考；后者则可以让不同学派讲学，真正体现了书院的教学特点。海南历史上的书院很多，但讲会式书院较少，当时的玉阳书院算是其中翘楚。

      学者讲会，对书院的兴盛有不小影响。玉阳书院的讲会则形成了一套完整制度，具备明确的宗旨、详尽的会规、固定的日期、严格的程序和隆重的仪式。讲会制度在玉阳书院得到较好执行，成为海南其他地方书院讲会制度的参照。

      名流硕彦之间的相互交往、理学和心学的流播，都给海南书院带来清新的学术氛围。当时，琼岛著名学者百里赴讲，士人学子趋之若鹜，每次讲会无异于一次文化盛事。传播知识、开发民智，玉阳书院因此成为明代海南最有影响的书院，风头一时无两。

      后来的蔚文书院，每年春、秋两季仲月都会举行较为隆重的祭祀活动，主祭对象是文昌帝君和陈、王二氏。在书院，文昌承祀的地位与先师孔子差不多对等，因为文昌是吉星，主大贵，士子如欲参加科考获取功名，必须祷祭神祇。

      通过隆重的祭祀典礼，秉承学术，弘扬传统，激励后人学有所宗，见贤思齐，教化功能十分明显。尤其是蔚文书院的祭祀活动深化了边地海岛对儒学的认同，更进一步增强了中原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

      蔚文书院历经明清两代的风雨洗礼，是古代海南书院中的佼佼者，对儒学、理学在海南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州学海堂：现代教育的雏形

      清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全国性的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流派，后成为“乾嘉汉学”，其产生、发展和广为流布都与书院密切关联。在这一过程中，汉学旗帜高扬书院，形成了以阮元创办的广州学海堂等为代表的改造型书院。

      阮元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先后在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供职，并出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他利用自身的地位和名望，通过创办研习汉学的专门机构，以期“专勉实学”，达到以励品学和尊经崇汉的宗旨。

      为突出办学宗旨，阮元的教学内容以经史考据之学为主，而将科举之学完全排除在外。此后的两广总督卢坤沿袭其传统，进一步具体化为《十三经注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文选》《杜诗》《昌黎先生集》《朱子大全集》等著作。

      学海堂考课生徒时，直接将天文学列为考题，题目为：“今大小西洋之历法，来至中国，在于何时？所由何路？……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国之由疏而密，但孰先孰后？孰密孰疏？”但是阮元并未将自然科学作为书院教学的固定内容，直至郭嵩焘复兴学海堂时才在经史专集之外，增加了数学一门专科肄业生徒。

      作为最早将自然科学纳入教学内容的书院之一，学海堂既体现了以阮元为代表的乾嘉学者个人的开阔视野，也是书院在西学东渐文化背景下的一种自我调整，体现了书院发展的新趋势。其教学形式采取专精学习和专课肄业生制度，即肄业生徒在学习过程中，于规定的学习内容中，“各因性之所近，所择一书肄业”。这种专课肄业生制度与我们如今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类似，主要是通过专门教育培养高层次的汉学研究人才。

      学海堂培养了大批的汉学人才，他们不仅是汉学研究的后继者，也是汉学的有力传播者。如陈澧、李光廷、周寅清等，他们成为了广东汉学的主体力量。由阮元和学海堂诸学长、生徒共同编纂的《皇清经解》共计1412卷，汇集了清代以来所有著名的汉学著述，影响甚大。因其由学海堂编纂、刊刻，因此又称《学海堂经解》。以其为代表的多部巨著不仅是对乾嘉汉学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书院与乾嘉汉学一体化的有形体现。

      由学海堂所创新的学长制、选修课、开卷考试等制度，在西学东渐、因材施教、培养专门型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创了我国近现代教育的雏形，在中国书院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文：沈小洁

作者为湖南女子学院传媒系讲师

本文系湖南省“十四五”时期社科重大学术和文化研究专项项目《中国书院文化创新研究》（21ZDAZ09）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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