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收复失地，对新疆地区实行了更加系统的治理政策。自此，新疆地方各级官员也更加重视文教，纷纷设立义学，兵民子弟亦踊跃入学读书。为表示鼓励，乾隆帝特允许新疆设立学额，这一举措对新疆学子来说多有裨益。

      清政府在新疆大力推行文教，促进了边疆的稳定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新疆与中原地区以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在文治武功的社会背景下，书院应运而兴，书院教育也成为新疆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乾隆三十二年（1768年），办事大臣温福于迪化州（今乌鲁木齐）创建义学书院。其称：“新疆地方兵民子弟，教演技艺固属要务，而讲习文理亦当稍知文墨，请于每城置房数间，各设义学一所，于民人内择其品行端方，文理通顺，堪以教读，并于年老辞粮兵丁内择其弓马娴熟者，每学拣选二名，作为教习。其应需膏火，令各该处于附城空闲地内量其支用，拨给地亩，雇人耕种，每年所获粮石作为教习之费。”其后，伊犁将军阿桂创办了桐华学院，谪臣徐世佐、纪昀在书院共事，唱和甚欢。可谓“边疆初拓，专勤训迪，士气蒸蒸。”

      地处边陲，新疆各书院“教演技艺+讲习文理”的模式也顺理成章。尤其是新疆的书院还侧重启蒙教育，是含有救助性质的教育机构。

      新疆最早的一批书院创办于乾隆年间，包括迪化州桐华书院、虎峰书院，昌吉县书院，绥来县（今玛纳斯县）书院，阜康县书院，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书院，呼图壁书院，奇台县平山书院，共计8所。此后，嘉庆十年（1805年）和道光年间，分别在呼图壁和乌鲁木齐各创办一所书院，书院具体名称不详。咸丰年间，在镇西（今巴里坤县）创办了松峰书院。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立行省，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而书院是广育人才之所，故又在哈密创办了伊州书院，在乌鲁木齐创办了博达书院和智珠书院。

      这些书院的创立者以地方官员为主。乌鲁木齐都统富呢扬阿、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乌鲁木齐提督中福等在新疆任职的满族官员，为创办书院提出对策；晚清时期护理甘肃新疆巡抚魏光焘、奇台知县朱熿像等官员，积极兴建和重修书院；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创办伊州书院……由此可见，当时的新疆书院建设得益于各民族人士的共同努力。

      新疆书院的教学人员，由各民族人士共同组成。在书院创立之初，当地能够承担教学的人员甚少，只能从被流放到新疆的人员当中挑选来担任教习，其中不乏饱学之士甚至进士出身。如天津长芦盐场大使徐世佐、四川巴县县令陈执礼、安徽六安知县杨逢源、四川筠连县知县王以中等，都为新疆书院办学出过力。哈密王府还为伊州书院聘请了满族、汉族人士教习教授满文和汉文。

      新疆书院的学子，也来自各民族。如乌鲁木齐及其附近的书院，主要招收新疆地方兵民子弟或屯田民户、流寓商贾的学子。光绪年间，镇迪道不分地域和民族，选送天资聪颖的学子到省城书院学习。

      新疆书院的创办有利于提升当地学子读诗书、通文理的兴趣和水平，文教风气的形成也促使朝廷在新疆部分地区设置学额。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乌鲁木齐设立学额，岁、科两试取进文童4名、武童4名；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巴里坤也增设了学额，岁、科两试取进文童各4名，岁试取进武童4名。

      当时，学额的设置则与书院的创办及地方文风的兴盛颇有关联。正如被流放至新疆的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所云：“芹香新染子衿青，处处多开问字亭。玉帐人闲金柝静，衙官部曲亦横经。”这反映了在义学、书院建立后，乌鲁木齐及附近地区出现的“弦歌相闻，俨然中土”之景象。而伊州书院肄业的大多数学子在南疆充任通事或乡约，为南疆地区的治理和发展发挥了较大作用。

      新疆书院的教学内容既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包括时事和近代科技等。除了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和科举应试之道的学习，也以读书识字为主要目的，到晚清时期又增加了相应的应用知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下令各地书院修改书院章程，要求教授天算、格致等现代科技知识，新疆书院教学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署理甘肃新疆巡抚吴引孙奏请将书院改设学堂，并仿照内地学校章程，开办应用教育，教授国外语言文学等。至此，新疆书院被现代学堂取代，博达书院改为省官立中学堂，碧峰书院改为官立第一简易学堂，伊州书院改为哈密私立第二初等小学堂。

      有清一代，新疆书院虽然办学时间较短、数量较少、 规模较小、覆盖面较窄，但对于推动新疆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繁荣具有特殊意义，尤其是进一步增进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认同和热爱。这些书院是中原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结晶，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强的体现。

文：黄祥深

作者为三峡大学民族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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