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流传至今的孔孟之道便是中华文化最具象征意义的源流所在。作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发扬光大了孔子的思想，使儒家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发展。《孟子》一书，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与政治行动，是儒家经典著作，集孟子思想之大成。

      习近平总书记曾总结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即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其中的讲仁爱、重民本，就与孟子思想有着特别直接的关系，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源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孟子对孔子思想的传承发展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赞》中说：“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韩愈《进学解》也说：“孟轲好辩，孔道以明。”可见，孟子对儒家文化的传承贡献之大。近代冯友兰先生则评价道：“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史。”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邹城是孟子故里，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东方君子之国，邹鲁圣贤之乡”之美誉。根据《孟子注疏·题辞解》记载，孟子的远祖可以追溯到周文王。此书中云：“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则未闻也。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矣。”“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三桓子孙既以衰微，分适他国。”邹兴乡古称孟儒里、邹儒里，距离先贤孔子的家乡只有区区几十里，故而孟子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从司马迁《史记》中的这段记载可以想见，当各诸侯国正致力于“合纵连横”的攻伐谋略，把能攻善伐看作贤能之时，孟子却称述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德政，因此不合他所周游的那些国家的时宜。于是，孟子回到家乡与万章等人整理《诗经》《书经》，阐发孔子的思想学说，写成《孟子》一书，共七篇。

      历史上有许多人对孟子及其著《孟子》予以高度评价，韩愈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由此可以看出，韩愈认为孟子是孔子之道正统。

      在《孟子注疏》中赵岐给予《孟子》以至高无上的评价：“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上至帝王、下到士人，处在不同地位的人都能从《孟子》中获益。在宋朝，理学家为继承发扬“道统”思想四处宣扬孟子，欧阳修更提出“所谓道者，乃圣人之道也……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

      北宋元丰年间，孟子配享孔庙，诏“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宣和年间《孟子》由“子”入“经”，被列入儒家《十三经》中，确立了《孟子》的经典地位。北宋诸儒承继韩愈等开创之“传道”话语，孟子的地位快速上升，此即经学史上著名的“孟子升格运动”。

      孟子继承孔子思想并发扬光大，主张讲仁爱、重民本，其治国理政思想主要体现在推行仁政，比如“民事不可缓也”，民众的事情是刻不容缓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民众的生活道理是，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有固定生活的信心，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没有固定生活的信心，“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至今，这些思想仍然闪耀着睿智之光。

遍地丰碑满壁诗 彰显中华大一统

      “古树参天绕旧祠，遍地丰碑满壁诗”，古树和石碑成为孟庙两大代表性景观。立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的大石碑赞颂着孟子“承先圣，正人心”的历史功绩。

      要说孟子的功绩，自然要从孔子说起。清朝康熙帝认为，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几位圣王的功绩遗风到春秋时期已尽消失，圣人之道近乎泯灭。幸好此时出现了孔子，集上古文明之大成，开儒学之先河，倡导仁爱大同，使阴暗的世界变得光明，孔子的学说历经千百年都没有被遮蔽。究其原因，是由于孟子在圣人之道面临危机时刻挺身而出，以孔子为师，继承并传扬了圣人的学说。他正学修明，这是百世的期待。如果没有孟子，圣人之道无人传承，进而世间昏暗，万物不得其所。孟子之书讲的都是仁义，其思想给后世带来的恩泽至今未曾泯灭。

      康熙帝将此碑刻立于孟庙以向后人张扬孟子的功绩，赞誉孟子的美德。正因为有了孟子的努力，孔子之道才能传承至今，后世学者韩愈、苏轼等都认为孟子之功绩可以和大禹相媲美，程颢、程颐和朱熹亦尊孟子为正学之宗传。

      除碑亭与石碑外，孟庙的碑林也是研究孟子学说、孟庙历史以及我国书法艺术、民族交往、社会制度等的宝贵资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的《圣诏褒崇孟父孟母封号之碑》和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的皇元圣制碑即《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圣旨碑》。这两幢碑都镌刻有蒙古、汉两种文字。后者的碑文上半部分所刻为八思巴文，这种文字在全国都极为少见，是由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创立，当时称为“蒙古新字”，尤为珍贵。石碑正中篆额“皇元圣制”四个字，碑文中称孟子为“百世之师”，赞誉孟子“有功圣门，追配神禹者”，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使“亚圣”成为孟子的专用封号，人们把至圣孔子与亚圣孟子合称为“孔孟”。元朝文宗帝的诰封，对于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孟子学说得到进一步广泛传播，孟庙也得到大规模的扩建和维修。

      在孟庙的致严堂院内东西两侧，有一雌一雄两株古老而巨大的银杏树参天而立，整个庭院绿荫蔽满，缠绕着银杏树干的是一株古老的紫藤萝，旋转曲折，宛如游龙，一直伸展到树顶。致严堂是一座碑碣林立、雅静秀丽的小庭院，院内四周墙壁间镶嵌着50多块碑刻。其中尤为珍贵的碑刻当属宋朝元丰六年（1083年）追封孟子邹国公的《尚书省牒文》、元丰七年（1084年）《重修邹国公庙奏牒文》和宣和四年（1122年）《礼部太常寺榜文》。其余碑刻是历代名人文士前来孟庙晋谒游览后的诗词题咏，如明朝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题孟庙古桧一首》：“爱此孟祠树，森然见典型。沃根洙水润，含气峄山灵。阅世磨秦籀，参天结鲁青。方知樗散寿，只入列仙经。”碑文以树喻人，表达了董其昌对孟子的崇敬之情。此外，还有明朝集王羲之所书的《邹县重修孟子庙碑》及《勤廉公仁》官箴碑。

      《勤廉公仁》官箴碑四面分别刻写“勤”“廉”“公” “仁”四篇文章，论述了古代为官者做官、做人、做事的原则，处处体现了儒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浸润和影响。

孟子思想及其义理逻辑

      “浩然之气”作为孟子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鼓舞了从古至今无数仁人志士为心中的理想而奋斗，早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浩然之气”自诞生之初即以道德立论，这股清气有助于公民提升个人道德修养，激励人民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提升社会公德，增强价值认同。其所蕴含的现代价值，与当代中国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的目标。

      在借鉴孔子“血气三戒说”基础上，孟子以义来戒除血气中的欲望，继承并丰富其内涵，从而创造了“浩然之气”思想，并从勇、志角度加以探讨。“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的内涵首先体现在大勇，它受到具有省思功能的道德本心所支配，所引导的“义理”之气是受心志所支配的大勇之气，体现为至大、至刚的巨大精神力量与高尚品质，可以帮助人充盈内心、积极修养道德品格，继而达到人格上的坚毅与刚强。

      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浩然之气需要义与道相互配合，否则就失去了力量。义、道是两种道德准则，要在符合“义”的基础上追求“道”，成为个人立身行事之准则，体现为以天下为己任、担当社会道义、无所畏惧的气魄与勇气，以及品质上的坚毅刚强、精神上的不屈不挠、天地之间的光明磊落。总之，浩然之气是个人内在德性与最高道德准则的协调融合，是伟大的人格精神之美。

      此外，孟子高度继承了夏商周时期的“重民”思想和孔子的“仁爱”理念，将人性论作为治国理政的逻辑基础，从人性善的本源性与内在性对贤人治理、礼乐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凸显了以德配位、礼乐感化的重要性，并构建了善、法并行的王道政治和以民为本的“仁政”体系，“讲仁爱”“重民本”思想成为历朝历代和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治国安邦思想，“民贵君轻”“制民之产”“推恩于民”等理念则为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之源。比如，经济上要注重“富民”“惠民”，管理者要善于“推恩于民”，只有保证“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国家才会稳定发展。这些思想对于当今我们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关心帮助弱势群体等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孟子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主张“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明人伦”“大丈夫”，强调要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夯实道德之基。“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中最具特色、最有创新、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在人性本善的大前提下，他系统阐释了道德起源以及道德教育的作用、内容、方法。

      孟子还对生命伦理有着极为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天命”是人之存在的根本因素，人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去挑战天命的权威，而是寻求终极意义上的一致，即“天之性”皆具于人心之中，人只要“发明”此心，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就能得以体现。天赋予人以“仁义礼智之性”，人积极开显“善性”，人性就能完美表现，成就实际的仁义礼智之德行，人也就实现了天赋予人的生命。生命能够“尽道”而终，人的本真生命归结为精神生命，肉体生命长短将退居次要地位。

      理解了孟子的生命伦理观，就理解了他一直主张的“舍生取义”。这种主张使人们面对生死时比较超然，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命意义不在于肉体生命时间长短，而在于人们对天命、天性的深刻领悟、欣赏与实践。人不受自然生命限制，就能稳固生命的浩然之气。有了生命的浩然之气，人反而愈能乐观从容地生活于人世间。

      孟子对生命伦理的思考，是“性命攸关”的生命伦理思想。他在维护了人的“主体自由”的同时，强调顺应天命过程中人如何“立命”“造命”。在中华哲学思想史上，论证人类自身存在“高贵”与“光荣”的，孟子大概是第一人。无疑，这一生命伦理思想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10期

文：陈晓霞

作者为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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