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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仁爱民本 浩然之气
发布日期:2024-02-02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流传至今的孔孟之道便是中华文化最具象征意义的源流所在。作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孟子发扬光大了孔子的思想,使儒家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发展。《孟子》一书,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与政治行动,是儒家经典著作,集孟子思想之大成。

      习近平总书记曾总结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即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其中的讲仁爱、重民本,就与孟子思想有着特别直接的关系,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源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孟子对孔子思想的传承发展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赞》中说:“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韩愈《进学解》也说:“孟轲好辩,孔道以明。”可见,孟子对儒家文化的传承贡献之大。近代冯友兰先生则评价道:“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史。”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邹城是孟子故里,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东方君子之国,邹鲁圣贤之乡”之美誉。根据《孟子注疏·题辞解》记载,孟子的远祖可以追溯到周文王。此书中云:“孟子,邹人也。名轲,字则未闻也。邹本春秋邾子之国,至孟子时改曰邹矣。”“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三桓子孙既以衰微,分适他国。”邹兴乡古称孟儒里、邹儒里,距离先贤孔子的家乡只有区区几十里,故而孟子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从司马迁《史记》中的这段记载可以想见,当各诸侯国正致力于“合纵连横”的攻伐谋略,把能攻善伐看作贤能之时,孟子却称述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德政,因此不合他所周游的那些国家的时宜。于是,孟子回到家乡与万章等人整理《诗经》《书经》,阐发孔子的思想学说,写成《孟子》一书,共七篇。

      历史上有许多人对孟子及其著《孟子》予以高度评价,韩愈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由此可以看出,韩愈认为孟子是孔子之道正统。

      在《孟子注疏》中赵岐给予《孟子》以至高无上的评价:“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高节,抗浮云。”上至帝王、下到士人,处在不同地位的人都能从《孟子》中获益。在宋朝,理学家为继承发扬“道统”思想四处宣扬孟子,欧阳修更提出“所谓道者,乃圣人之道也……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

      北宋元丰年间,孟子配享孔庙,诏“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宣和年间《孟子》由“子”入“经”,被列入儒家《十三经》中,确立了《孟子》的经典地位。北宋诸儒承继韩愈等开创之“传道”话语,孟子的地位快速上升,此即经学史上著名的“孟子升格运动”。

      孟子继承孔子思想并发扬光大,主张讲仁爱、重民本,其治国理政思想主要体现在推行仁政,比如“民事不可缓也”,民众的事情是刻不容缓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民众的生活道理是,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有固定生活的信心,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没有固定生活的信心,“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至今,这些思想仍然闪耀着睿智之光。


遍地丰碑满壁诗 彰显中华大一统

      “古树参天绕旧祠,遍地丰碑满壁诗”,古树和石碑成为孟庙两大代表性景观。立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的大石碑赞颂着孟子“承先圣,正人心”的历史功绩。

      要说孟子的功绩,自然要从孔子说起。清朝康熙帝认为,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几位圣王的功绩遗风到春秋时期已尽消失,圣人之道近乎泯灭。幸好此时出现了孔子,集上古文明之大成,开儒学之先河,倡导仁爱大同,使阴暗的世界变得光明,孔子的学说历经千百年都没有被遮蔽。究其原因,是由于孟子在圣人之道面临危机时刻挺身而出,以孔子为师,继承并传扬了圣人的学说。他正学修明,这是百世的期待。如果没有孟子,圣人之道无人传承,进而世间昏暗,万物不得其所。孟子之书讲的都是仁义,其思想给后世带来的恩泽至今未曾泯灭。

      康熙帝将此碑刻立于孟庙以向后人张扬孟子的功绩,赞誉孟子的美德。正因为有了孟子的努力,孔子之道才能传承至今,后世学者韩愈、苏轼等都认为孟子之功绩可以和大禹相媲美,程颢、程颐和朱熹亦尊孟子为正学之宗传。

      除碑亭与石碑外,孟庙的碑林也是研究孟子学说、孟庙历史以及我国书法艺术、民族交往、社会制度等的宝贵资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的《圣诏褒崇孟父孟母封号之碑》和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的皇元圣制碑即《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圣旨碑》。这两幢碑都镌刻有蒙古、汉两种文字。后者的碑文上半部分所刻为八思巴文,这种文字在全国都极为少见,是由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创立,当时称为“蒙古新字”,尤为珍贵。石碑正中篆额“皇元圣制”四个字,碑文中称孟子为“百世之师”,赞誉孟子“有功圣门,追配神禹者”,加封孟子为“邹国亚圣公”,使“亚圣”成为孟子的专用封号,人们把至圣孔子与亚圣孟子合称为“孔孟”。元朝文宗帝的诰封,对于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孟子学说得到进一步广泛传播,孟庙也得到大规模的扩建和维修。

      在孟庙的致严堂院内东西两侧,有一雌一雄两株古老而巨大的银杏树参天而立,整个庭院绿荫蔽满,缠绕着银杏树干的是一株古老的紫藤萝,旋转曲折,宛如游龙,一直伸展到树顶。致严堂是一座碑碣林立、雅静秀丽的小庭院,院内四周墙壁间镶嵌着50多块碑刻。其中尤为珍贵的碑刻当属宋朝元丰六年(1083年)追封孟子邹国公的《尚书省牒文》、元丰七年(1084年)《重修邹国公庙奏牒文》和宣和四年(1122年)《礼部太常寺榜文》。其余碑刻是历代名人文士前来孟庙晋谒游览后的诗词题咏,如明朝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的《题孟庙古桧一首》:“爱此孟祠树,森然见典型。沃根洙水润,含气峄山灵。阅世磨秦籀,参天结鲁青。方知樗散寿,只入列仙经。”碑文以树喻人,表达了董其昌对孟子的崇敬之情。此外,还有明朝集王羲之所书的《邹县重修孟子庙碑》及《勤廉公仁》官箴碑。

      《勤廉公仁》官箴碑四面分别刻写“勤”“廉”“公” “仁”四篇文章,论述了古代为官者做官、做人、做事的原则,处处体现了儒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浸润和影响。


孟子思想及其义理逻辑

      “浩然之气”作为孟子最为重要的思想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鼓舞了从古至今无数仁人志士为心中的理想而奋斗,早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浩然之气”自诞生之初即以道德立论,这股清气有助于公民提升个人道德修养,激励人民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提升社会公德,增强价值认同。其所蕴含的现代价值,与当代中国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的目标。

      在借鉴孔子“血气三戒说”基础上,孟子以义来戒除血气中的欲望,继承并丰富其内涵,从而创造了“浩然之气”思想,并从勇、志角度加以探讨。“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的内涵首先体现在大勇,它受到具有省思功能的道德本心所支配,所引导的“义理”之气是受心志所支配的大勇之气,体现为至大、至刚的巨大精神力量与高尚品质,可以帮助人充盈内心、积极修养道德品格,继而达到人格上的坚毅与刚强。

      何谓浩然之气? 孟子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浩然之气需要义与道相互配合,否则就失去了力量。义、道是两种道德准则,要在符合“义”的基础上追求“道”,成为个人立身行事之准则,体现为以天下为己任、担当社会道义、无所畏惧的气魄与勇气,以及品质上的坚毅刚强、精神上的不屈不挠、天地之间的光明磊落。总之,浩然之气是个人内在德性与最高道德准则的协调融合,是伟大的人格精神之美。

      此外,孟子高度继承了夏商周时期的“重民”思想和孔子的“仁爱”理念,将人性论作为治国理政的逻辑基础,从人性善的本源性与内在性对贤人治理、礼乐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凸显了以德配位、礼乐感化的重要性,并构建了善、法并行的王道政治和以民为本的“仁政”体系,“讲仁爱”“重民本”思想成为历朝历代和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治国安邦思想,“民贵君轻”“制民之产”“推恩于民”等理念则为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之源。比如,经济上要注重“富民”“惠民”,管理者要善于“推恩于民”,只有保证“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国家才会稳定发展。这些思想对于当今我们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关心帮助弱势群体等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孟子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主张“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明人伦”“大丈夫”,强调要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夯实道德之基。“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中最具特色、最有创新、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在人性本善的大前提下,他系统阐释了道德起源以及道德教育的作用、内容、方法。

      孟子还对生命伦理有着极为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天命”是人之存在的根本因素,人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去挑战天命的权威,而是寻求终极意义上的一致,即“天之性”皆具于人心之中,人只要“发明”此心,生命价值和存在意义就能得以体现。天赋予人以“仁义礼智之性”,人积极开显“善性”,人性就能完美表现,成就实际的仁义礼智之德行,人也就实现了天赋予人的生命。生命能够“尽道”而终,人的本真生命归结为精神生命,肉体生命长短将退居次要地位。

      理解了孟子的生命伦理观,就理解了他一直主张的“舍生取义”。这种主张使人们面对生死时比较超然,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命意义不在于肉体生命时间长短,而在于人们对天命、天性的深刻领悟、欣赏与实践。人不受自然生命限制,就能稳固生命的浩然之气。有了生命的浩然之气,人反而愈能乐观从容地生活于人世间。

      孟子对生命伦理的思考,是“性命攸关”的生命伦理思想。他在维护了人的“主体自由”的同时,强调顺应天命过程中人如何“立命”“造命”。在中华哲学思想史上,论证人类自身存在“高贵”与“光荣”的,孟子大概是第一人。无疑,这一生命伦理思想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10期

文:陈晓霞

作者为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

责编:龙慧蕊  流程制作:高宁(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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