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

       同样，在汉字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世代守护传承的文化瑰宝，有着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拥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艺术，中国书法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汉字和书法数千年从未中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汉字和书法不断演化出新的形态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汉字和书法的传承，使得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方言各异的中华大地上形成巨大的文化向心力和共同的思想文化观念，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汉字和书法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纽带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汉字和书法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不搞文化霸权，而是通过交流互鉴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书法又是关乎时间与空间的艺术，它伴随着汉字的诞生而出现。在世界艺术史上，中国书法是唯一由文字书写而成为主流文化的艺术。商周甲骨、金文已初具艺术性，秦篆、汉隶、魏碑、晋韵、唐法、宋意等更见丰采多姿。汉字演变大体是由繁到简的过程；而书法艺术的技法与精神内涵的发展却是相反的过程，由简到繁，不断扩展。

       数千年来，汉字与书法相互影响，相互滋养。汉字是书法的母体，汉字表意的特质决定了书法和其他艺术的区别；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的思想内涵塑造了书法独特的风貌和气韵，令古今中外无数人心驰神往；而书法，则赋予汉字形质和表达人性的空间，让其不再仅仅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书法技艺和理念的发展，是汉字始终保持进化革新的强大动力。鉴于笔法、字法、章法是构成书法形式的主要内容，本文拟从这三方面来讨论历史上书法对汉字演进的影响。

首都图书馆举办书法学习活动

笔法的革新与普及推动了汉字形体的整体演进

       笔法，即是用笔的方法，欲使书写的点画线条既有秩序又富于变化，必先讲究笔法。书写载体、姿态、工具以及审美风尚等因素的变化，共同造就了用笔技巧的进化。书法中的笔法技巧从简单到繁复的演变，对汉字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不仅在书写效果上体现出细微的差别，也在字形结构的发展上起到了推动作用。

       汉字的演进可概括为古文字和今文字两大阶段，前者包括商代、西周、春秋、战国及秦代的古隶，后者是从汉代一直到当代。从目前发现的先秦陶器、玉石、青铜器、竹木简牍、帛书等载体上的书法可以发现，当时书家的用笔以平动为主，比较简单；书写节奏匀一，变化较少。即使是看似迅捷灵动的侯马盟书、楚简和圆转繁复的战国鸟虫书墨迹，笔画也多是以一个动作完成、书写节奏单一，书家没有通过加入如衄挫、绞转、提按等动作使线条产生变化的主动意识。

       在古代，书法学习主要通过口传手授，用笔习惯的改变较汉字字体、字形的改变来得更为缓慢。秦用小篆统一文字，虽然统一了字体和用字规范，但秦简甚至西汉初期简帛的笔画线条与先秦时期仍是大同小异。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彼时写字的人极少，导致书法技艺基本上是单线条传承，大家只能“向来如此”。《周礼》就说：“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先秦时期，只有诸侯卿大夫子弟享有学习文字、书法的权利，平民能接触到的机会少之又少。

       这种情况在秦朝发生了转变。为使政令律法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有效地实施，秦始皇要求基层官吏都必须会识字写字，该措施客观上造就了秦朝识汉字、懂书法的人不减反增。许慎《说文解字序》记载的“是时秦……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描述的就是此种局面。这为书法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书写技法的革新和汉字的今古文之变成为可能。

       按照前引许慎的话，隶书诞生于秦朝官吏的快速书写实践。他们解构了篆书，试图让书写过程变得简约方便；从古隶开始，点画上化曲为直、化圆为折的意味越来越强。这一改变使得毛笔的运动轨迹变短，单一的平动或者摆动已不能适应短而快的书写节奏，为了不让笔锋脱离控制，绞转技术应运而生。由此，中国书法的笔法系统迎来一次重要升级，绞转的加入使得汉字书写线条的丰富程度大为增加。

       由于有强大的应用基础，隶书从出现到成熟只花了大约120年的时间，西汉中叶已有成熟的隶书墨迹，人们书写时的运笔已趋向复杂化。隶书成熟后向两个方向演化：一是强调更快更连续的书写，由此发展出章草，章草又发展出今草；二是强调更简洁、更方整，由此出现了隶书楷化。草书发展过程中，连续书写使得绞转笔法愈加完备，魏晋时期的琅琊王氏是其集大成者；而隶书楷化则促成了提按笔法的诞生。至此，中国书法的经典笔法要素已然齐全，并在唐代达到一个高峰。由于提按笔法的成熟还与中国人书写姿势的改变有关（高桌椅的使用），新一轮书写技巧革新的传播和普及所花的时间远超我们的想象。即使到了唐代，也能看到敦煌文献中的一些练字纸和典籍中的楷书仍有小部分具有隶书遗意，穿插着隶书的波状点画。笔法的传承过程同样是渐进的，要改掉已经熟悉的书写习惯不是件容易的事。

       随着笔法技巧的丰富，掌握了这些技巧的书写者能够创造出更有韵律、更富表现力的线条。粗细、轻重、快慢、直曲的变化，让汉字的线条不再单一，增加了视觉上的美感和动态感。同时，书写者通过对笔法技巧的侧重和搭配融合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化风格，勤加实践卓然成家。

字法对汉字演进的影响

       字法，本文指汉字的字体，古人亦称作“结字”。汉字字体变迁包括书体和字形结构的变化，二者相互交织难以区分，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其过程并非界限分明，一种字体与另一种字体之间有一个相互并存的阶段，是渐变的过程。进入书家开始有意识地用不同字体创作书法作品的时代后更是如此。

       字体，或称书体，并不是我们如今学习书法的时候总结创造出来的，古人很早就有这个概念。不同的使用场合、不同的书写载体，使用的字体往往有所区别。

       比如，我们印象中的甲骨文只是商代通行的字体之一。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商王或贵族的占卜记录，用于特殊的场合，契刻于特殊的载体上，造就了其独特的字体和视觉审美。实际上，还有一类用于记事铭功的甲骨文，如大名鼎鼎的宰丰骨匕和殷墟出土嵌绿松石带字骨柶，其铭文没有直来直去的凌厉契刻感，反而更像是用毛笔写出来的，与商代金文接近。可见早在商代，写字的人已经在有意识地使用不同的字体应对不同的场合。

       至秦代仍有“八体”之说。依《说文解字序》分别是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由名称观之，这八种书体同样应该对应不同的场合和需要。汉承秦制，至东汉初年仍存六种书体，一是古文，即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壁中书中文字；二为奇字，即古文而相异者；三为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时期所制定；四为佐书，即秦朝所诞隶书；五曰缪篆，一种专用于摹印的篆文；六曰鸟虫书，书写在旗帜或符信上。即使都是隶书，当时的简牍和一些隶书成熟时期的碑刻上的隶书，在书写上都有所区别。不同场合使用不同书体的习惯，从古代一直延续到如今。

       我国历史上有推进文字规范化的传统。汉字的规范化至少自西周时代就已开始。如今回看各地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无论是王畿地区或是地方诸侯国，它们在同一时期内（西周早期、中期、晚期）往往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其共性远远大于差异。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这可以说是一项极其难得的成就，如果没有强力的推广，西周金文是不可能如此统一的。《汉书·艺文志》记载周宣王时太史曾作《史籀篇》十五篇作为学字规范推行，这部字书传至800余年后的东汉光武帝时尚存九篇，其流布之深远可见一斑。

       汉承秦制，以隶书作为通用文字，让汉字变得易读易书写。当时官方编纂了“三仓”等一大批规范文字的字书、镌刻石经，并把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推广上升到法律高度，加之乡学体系发达，文字使用人群大大增加。

       此后，历朝历代汉字的规范化始终不曾停止：曹魏在洛阳太学讲堂立正始石经；隋唐时期颁布字书、刊立石经；两宋石经、清石经等等，无一不是汉字规范化的见证。这些带有标杆性质的书法作品往往由当时的名家所书，对当时的汉字字体结构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

       书家个人风格探索和创新，同样对汉字字体的演进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优秀书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个人的理解和情感表达，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书法风格。他们的书法风格和结字往往能成为当时的风尚，甚至影响后世。比如陈、隋间的僧人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孙，极善书法，尤工草书，人称“永禅师”。相传智永晚年用真、草二体写了一千多本《千字文》，从中挑选最满意的八百本，分送给浙东各寺院用以学习效仿。智永不仅将琅琊王氏的用笔昭示于世人，而且把正宗的“二王”笔法传授给唐初四大书家之一的虞世南，后者促使了李唐皇室对“二王”的推崇，使整个唐代的书法风尚自上而下地发生了转变。隋朝的楷书，参考当时的墓志碑刻，有相当部分保留着北碑的风格，但这种情况在初唐之后就得到了转变。“二王”一路的妍美书法风尚迅速占据主流，智永在此间出力颇多。秦汉时期的官吏集团是发明和推动隶书发展的主要推手，汉末日渐壮大的僧人集团对楷书的流行和深化几乎起到了同样作用。

       再如颜真卿，1000多年过去，颜体楷书至今仍是学习书法的范本。除了学习其书法风格，其实也继承了他的构字和用字习惯，其中部分甚至融入到了如今的规范汉字中。

       结字与用笔孰轻孰重，这是困扰了汉字书写者几千年的问题。元代书家赵孟頫在《定武兰亭跋》中云：“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是说书法以用笔为第一要义，会用笔写字才会精微出彩。当代书家启功则认为书法以结字为上，其著《论书绝句百首》中写道：“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这很好地说明了时代变化对书法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古代书家只需要重点掌握他们所处时代通行的字体，当今书家则需要熟稔融汇数种书体才能成“家”。笔法至楷书而齐备，要掌握的就是那些，更多是在反复训练中不断打磨完善；而结字则不同，古往今来汉字众多，每个字又有不同的书体和结构，需要潜心钻研。

章法变化与汉字演变的影响

       章法指书写汉字时的点画安排和字与行之间的布置关系。汉字的点画有繁简，结体也有大小、疏密、斜正，故有分行布白的要求，使字的上下左右相互影响和联系，以求达到达到整幅呼应的效果。客观说，书写载体、工具甚至姿势的变化都会对书法的章法提出新的要求。在这些因素中，纸和高桌椅的出现对汉字章法的改变尤为明显。

       书法中章法的变化对汉字的形状和结构的影响显而易见。从甲骨文金文到隶书再到楷书，汉字的外廓大体上经历了“高—扁—近方”三个阶段。汉晋以前，汉字最主要的书写载体是竹木简册。竹木简册由一支支形制狭长简片编连而成，古人书写时，大多是写好每一支简再编为一卷（竹简上的绘图是先编连好再绘画，与书写文字不同）。材料的限制造成了古文字阶段的书法章法单一的状况，单列纵引、字形大小均匀是当时章法的主流。甲金文到小篆的外廓大部分都是瘦高的长方形，就是为了适应这种章法。这一时期独体字要尽量写长，合体字要尽量写成上下结构。如甲骨文中的“马”“虎”“象”等象形字的字形是竖着的，并不是“腿着地”；我们如今写成左右结构的“群”“柳”等字，在古文字阶段很多时候都写作上下结构。

       秦汉时期的书写者书写量骤然增加，需要在每支简上写更多的字、更快地写字。竹木简牍的编连长度是有限的，太长不利于握持阅读。用笔和章法的变化共同决定了隶书字形宽扁的特征，部分在篆书中写成上下结构的字，随着隶书书法的发展逐渐变成了左右结构。

       魏晋时期，纸逐渐取代竹简成为主流书写材料。相比竹简，纸的优越性显而易见：轻便易携带、光滑易书写，列宽不受限。这些优势给与书写者极大地创作空间和自由，极大地改变了书法的章法。

       首先，纸很轻便。在简牍书法时代，每卷书不可能特别长，否则书籍的厚度和重量大增，不便于握持阅读；用纸制作的卷轴则没有这种烦恼，一卷书可以容纳很多字，通过压扁字形增加字数的需求消失，以致于楷书外形由早期的宽扁转向了后来的方正。

       其次，纸光滑易写和列宽不受限制极大地解放了草书章法，章法的解放加速了今草的诞生，草书的结构和书写节奏因此改变。

       从古至今，书法的三种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汉字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既是中国文字演进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汉字美学价值的核心体现。书法在汉字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不仅连接了过去和现在，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美的追求和创造精神。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1期

文：王志立 刘浩

作者王志立为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刘浩为中国文字博物馆助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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