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碑概念的提出，形成于清末，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写道，“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所谓“魏体”“北碑”，即指魏碑，就是北魏（含东魏、西魏）之际的楷书碑刻书法，尤以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形成的体势上以“斜画紧结”为主要特征的楷书书体。因其最初成熟于洛阳地区，故又称“洛阳体”。

       清末民初，碑学逐渐占据书坛的主流地位，北朝遗留下来的碑刻书法，受到追捧。魏碑所包含的范围逐渐扩大，从以朝代、疆域为唯一区分标准的概念转而成为一个在原有基础上又包含以书法风格面貌为区分标准的概念，即在北朝时期内，属于或者接近北魏楷书基本风格面貌的作品，均可称为魏碑。所以，魏碑包括了北周、北齐乃至隋代的部分“穷乡儿女造像”书法。魏碑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书法风格面貌的传承、演变，从来不会因朝代的更替、疆域的变化而产生即时的变化，文化传承、演变同样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存在。伴随着彼时民族融合，书法不断走向成熟、蜕变。魏碑也正因其所承载的政治、文化层面的意义，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极为特殊而重要的存在。

魏碑的发生、发展与流变

       魏碑的诞生、发展与流变过程，处于书法史中书体剧烈演变的阶段，加之彼时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又令其多了几分曲折。传统书法史认为，楷书的成熟，始于被后人称作“正书之祖”的曹魏太傅钟繇，即楷书在汉末、三国之际便已走向成熟，我们从钟繇的传世作品如《宣示表》《力命表》中可得窥其面貌之一斑。但不可否认的是，彼时文化艺术的话语权往往掌握在士大夫阶层，民间存在较为明显的滞后性。所以，在西晋灭亡、东晋南迁时期，北方地区所流行的书体依然以隶书为主，即便楷书也同样保留有较为浓厚的隶书面貌。早期的魏碑，即承袭这种带有明显滞后性的楷书面貌而来。

       魏碑的发生、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平城时代”，即公元4世纪90年代末至公元5世纪90年代前期，北魏迁都洛阳前的百余年。此时，魏碑的面貌主要以掺杂有浓厚隶书意味的楷书为主，较著名的有《皇帝东巡之碑》《嵩高灵庙碑》《皇帝南巡之颂》《司马金龙墓表》《皇帝吊比干墓文》等，其最大特征就是保留着强烈的隶书影响，具体体现在结体较为平正、宽博，点画则隶、楷相兼。如《皇帝南巡之颂》中，横画的起笔往往呈左上到右下的斜切笔势，这种笔势及其点画形态属于典型的楷书样式，而其收笔则大多呈现出隶书雁尾的上翘笔势。这一现象，正是掌握书体发展、演变最新面貌的汉族士大夫阶层南渡以后，北方书法相对滞后的真实表现。

       第二阶段为“洛阳时代”，即孝文帝迁都洛阳至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这一阶段。北魏南迁洛阳后，学习南朝书法的风气随着民族融合的深入而炽盛起来。许多迹象表明，北魏书法在洛阳时期迅速走上向南朝书法看齐、奋起直追的道路，形成了弃古趋新、舍质求文的书法风尚。其间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除却传世诸多的龙门造像记以外，尚有《元桢墓志》《张猛龙碑》《元倪墓志》《张玄墓志》等。此间魏碑的面貌，逐渐摆脱隶书的影响，在结体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平正体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左低右高的欹侧之势，而点画尤其是撇捺的大开大合，又令其呈现出内紧外松的“斜画紧结”之势。这便与东晋王献之《廿九日帖》及南朝宋、齐间王僧虔《太子舍人帖》中的楷书部分极为接近，应是北魏孝文帝全面汉化政策下，在书法方面向南朝看齐的具体表现。

       第三阶段为北魏分裂至隋代统一这个阶段，具体包含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以及统一前的隋代。此时的魏碑，因北魏后期复古思潮等影响，“洛阳体”及其“斜画紧结”的体势特征受到篆书、隶书的冲击而逐渐被打破、解散。因书体演变进程的推进及社会书写习惯的变迁，篆书、隶书在北朝末期的复古，导致异体字、讹误字以及杂糅字体的大量出现，但同时也催生出了魏碑的新面貌——原有的体势特征逐渐被冲淡、“拉平”，“平画宽结”的体势特征逐渐成为主流并迅速普及，进而影响到了隋唐楷书的面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唐代楷书的先声。这个时期的魏碑，以《高盛碑》《敬使君碑》《高归彦造像记》《杜照贤等造像记》《赵郡王修寺颂》《娲皇宫刻经》等为主要代表，其结体、点画与早先的魏碑差异明显，堪为隋唐楷书之滥觞，尤其《赵郡王修寺颂》，直与其后数百年的颜体书法相呼应，不得不令人感叹！

民族融合、文化认同视阈下的魏碑

       陈寅恪先生认为，北齐、北周之际，无论在政治还是在文化方面的复古，均是对中原汉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接受，民族融合不仅是血脉上的相融，更是文化上的认同。

       魏碑自其诞生伊始，便与十六国、北魏早期的政治生态、民族交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在太和年间臻于大成，在东、西魏走向分裂之际又趋于没落，无不与当时的诸多历史事件相契合。如魏碑巅峰之际的代表作，有相当部分为元氏墓志，而元氏则是北魏皇家拓跋氏在全面汉化后的汉姓，诸多元氏墓志承载着的正是彼时民族融合、文化认同的史实，而魏碑则堪称生动的例证。

魏碑在书法史中的意义

       就魏碑本身而言，它属于书体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尤其是向唐楷演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节点。它在不断摆脱隶书束缚、不断楷化的同时，又在客观上为隋唐楷书的形成提供了借鉴。而魏碑作为楷书的一个分支，在“帖学大坏”的清末，经金石学家及书法家的大量研究、借鉴，又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诸多书家在研究、学习魏碑时，总结出了有别于“帖学”的另外一套“碑学”审美与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书法艺术的表现力。

       中国的书法艺术，自其发生以来，便有着先天的文化属性，其艺术的自觉反而是随着历史的推进与文人的参与，慢慢产生、不断叠加的。从文字发展的角度来看，五体书法的成熟大多与政治、文化相关联，尤其小篆的产生有赖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书同文；隶书则是为应付大量官方文书的快速、便捷书写而对篆书的草化、隶定而来；楷书同样是顺应书写的便捷要求，但其在唐代走向真正成熟并普及的原因，则是因政治统一、科举制度的客观需求。所不同的是，唯独楷书中的魏碑，与书体发展及民族融合关系密切，尤其是对于南北朝之际波澜壮阔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实的反映，则非其他书体所能比拟。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1期

文：张彪

作者单位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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