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包括服饰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全世界广泛关注和青睐。一方面，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有着“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美誉，中华服饰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服饰作为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展现出夺目的光彩。

外交服饰是指在外交场合穿着的服饰，穿着主体为国家领导人及其夫人以及外交人员。作为外交礼宾礼仪国际规范的组成部分，外交服饰包含国际性与文化性，是不同国家在交往和处理相互关系过程中，经过几百年发展逐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接受与践行的规范，已经成为一套信号系统在各主权国家之间形成共识。

外交服饰的国际性与文化性并重。因为“礼”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外交服饰理所当然地打上了各国文化、习俗乃至自然环境的烙印。如欧美国家的塔士多礼服、中国的中山装与旗袍、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大袍、印度的沙丽、日本的和服等，某种程度上早已成为世界人民熟知的国家符号。这些文化特性点缀着具有统一性的外交服饰，让其更加多姿多彩。

中国外交服饰体现了浓郁的东方风韵之美，其厚重的文化特征尤其令人瞩目。在遵循国际性的基础上，中国外交服饰弘扬、传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了大国外交的中华风范。

遵循国际规范

外交服饰具有国际规范性。这套规范主要来自欧美国家的外交实践，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为外交领域成员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共享。

外交场合主要分为公务性与社交性两种。公务性外交场合是指外交会谈、会见、会议、谈判、签约等涉及外交工作实务的场合，而社交性外交场合是指宴会、婚礼、加冕、递交国书等具有礼仪性质的场合。在前一种场合，男性应穿着西装，以呈现统一性特征；女性则穿着类似的公务套装。在后一种外交场合，男女则均应穿着礼服，礼服又有大小之别。身着礼服的场合，更加强调服饰的礼仪性、特色性与审美性。在国际规范上，对于非西方人士，只要服饰符合礼服表达形式，身着民族特色的服饰亦是得体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适宜展现文化多样性的场合。

新中国的外交服饰对国际着装规范的适应经历了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外交人员着装以中山装为主；改革开放后，我们加速融入世界，不断与国际接轨，西装在中国外交服饰中被广泛使用。新时代十年来，中国外交服饰在国际规范基础上，更加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兼顾国际规范与中国传统的有机统一、相得益彰。

传承中华文化

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上，服饰除了实用功能、审美功能之外，还充分体现了礼仪文化。中华服饰文化犹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中国外交服饰从中有诸多继承与发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服饰在遵循国际着装规范、吸收世界服饰文化精华的同时，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

中国外交服饰吸收了中华服饰文化区别、尊重场合的传统。中国古代礼制社会重视服饰的时空性，逐步形成了系统的舆服体系，“朝有朝服，祭有祭服”的场合意识深入人心。所谓祭服、丧服、常服和朝服等类别，就是古人以“礼”为依据，根据场合原则创建的着装规范。

中国外交服饰继承了中华服饰文化注重寓意的传统。中国古人往往通过服饰的形制、色彩、纹饰、配饰等来象征和表达特定的内涵，所谓“衣不在衣而在意，纹不在纹而在文”。无论采用寓意、比喻、象征还是其他的方式，都是力图通过彼物而达到此情，展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价值观。中国外交服饰中，较为典型的男性着装是中山装。新中国成立后，中山装在一段时期内被公认为“国服”。中山装的四个口袋、五粒胸扣、三粒袖扣、背部不接缝等，既体现了儒雅的君子之风，也蕴含着一定的政治意义。重要外事场合，中国外交官经常身着中山装。比如，2019年中国新任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向日本天皇德仁递交国书时，穿的就是深色改良中山装礼服。

助力中华文化传播

中国外交服饰在传承弘扬中华服饰文化的同时，也成为了助力中华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华文化的有效载体。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经常穿着中式服饰出席外交活动，正如国际知名学者约瑟夫·奈就此评论说：“彭丽媛女士是中国的软实力，我们能看到她所展现的中国文明之礼和中华文化。”2016年，彭丽媛在出席欢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嘉宾仪式时，就身着蓝色绣花旗袍。

由于中国外交服饰具有高度的文化性和关注度，其文化传播范围更加广泛。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充分体现现代性、国际化，与时俱进的中国外交服饰必将更加彰显开放包容的中华风范，助力大国外交继续砥砺前行。（作者为外交学院副教授）

作者：周加李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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