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本是春秋时期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较详尽地记录了当时鲁国国事及天下大事。后来，孔子在此基础上重新编订，成为后世儒家“六经”之一。“仲尼厄而作《春秋》”“惩恶而劝善”，《春秋》具有极强的价值引导功能，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深远。著名的儒家经典《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则是对《春秋》的释意。《春秋》一书彰显了尊王之义，并且对“华夷之辨”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是见证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形成发展的重要典籍。

《春秋》刻本 来源：百度百科

《春秋》释名

       “春”“秋”二字起源甚早，殷商时期就已出现。

       甲骨文的“春”字写法多样：或从双木从屯，作“”；或从四木从屯，作“”；或从茻从屯，作“”；或从日从屯，作“”；或从双木从日从屯，作“”。从双木与从四木、从木与从草都没有本质区别，而“屯”字则是“春”字的声符。因此，甲骨“春”字是个典型的形声字，其义多用作表示年岁之首的春季或春天。直至许慎作《说文解字》，“春”字写法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甲骨文的“秋”字多作“”，像秋虫之形，而假为季节“秋天”之“秋”，是个典型的假借字。目前，甲骨文中仅见表示历法时间的“春”“秋”，而无“冬”“夏”。

       虽然“春”“秋”二字出现很早，但“春秋”一词则是较晚才产生的，因其以“春”“秋”概“冬”“夏”而指称年岁历法，人们逐步把记录年岁之事的史书称为《春秋》。这就是杜预《春秋序》上所说的“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周代各国史书都可通称为《春秋》。《国语·楚语》曾记楚庄王向大臣申叔时请教继承人太子的培养之道，申叔时谓“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其中的《春秋》就是时人对当时史书的泛称。《墨子·明鬼》记载过4个鬼故事，指出它们分别“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记述，“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可见，当时上至周王室下到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春秋》史书。

       除了表示通称的史书外，如今我们常说的《春秋》往往专指鲁国《春秋》，这种专称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孟子·离娄下》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可见，具体到各国史书的专称上，不同国家是有所差别的，而鲁国史书则专称为《春秋》。

《春秋》之作

       孔子编订《春秋》之事在《论语》中并无记录，所以如今部分史家仍对此存疑，但时代相近的孟子却是相当肯定的。《孟子·滕文公下》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以看出，当时王权式微、世道衰落，邪说暴行并起，臣弑君、子弑父的情况多有发生，这是孔子作《春秋》的历史背景。孔子担忧这种局面不断恶化，这是他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作成之后，孔子本人对所作《春秋》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认为后世之人可以通过《春秋》去了解和批评他。

       根据《孟子》的引用，孔子的这种认识是出自他本人之口。这很重要，因为这基本上就可以确认孔子与《春秋》之间必然是有联系的，孔子编订过《春秋》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汉代史家司马迁也确信无疑地说：“仲尼厄而作《春秋》”（《汉书·司马迁传》）。《孟子·滕文公下》又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编订的《春秋》面世后，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邪说暴行，使得乱臣贼子们都感到害怕，这是孔子作《春秋》的现实成效。那么，为何孔子作《春秋》能够产生如此效应呢？这还要从此书的性质说起。

       实际上，除“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外，还应“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要是以如今的眼光来看，无论是《世》《令》《语》《故志》，还是《训典》，都可视为史书，尤其是《故志》更是发挥了“知兴废”的历史功能。

       那么，同为史书，《春秋》与它们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立意，其编撰目的主要是扬善抑恶而非知兴废。《左传·成公十四年》也记述《春秋》是“惩恶而劝善”的。因此，它本身具有很强的价值引导功能，而历史借鉴等其它功能则次之。孔子编订《春秋》，进一步放大了它的价值引导功能，“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大旨”（孔颖达《春秋正义序》）。

《春秋》之例

       《春秋》的编撰体例也是一大亮点。全书以年代为序，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间的鲁国及天下大事，共计242年的历史，堪称我国最早的编年史。这种编年体例与其他史书存在较大不同，即便是与后世同样冠以“春秋”之名的《吕氏春秋》《晏子春秋》《吴越春秋》等相比都区别明显，为后世史书编撰所效仿，影响深远。

       《春秋》另一大特点是文字简约、内涵深刻，“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左传·成公十四年》）。由于后人理解不易，解释《春秋》的作品遂相继出现，这类作品被称为“传”。古代《春秋》之“传”不在少数，其中最著名且流传于今的，主要有左丘明所著《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所著《春秋公羊传》和谷梁赤所著《春秋谷梁传》，号称“春秋三传”。如今人们所见《春秋》原文，即是合编入《左传》的。

       《史记·十表·十二诸侯年表序》曾记载《左传》的成书背景：“（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这段记载非常重要。孔子编修时不仅“取其义”，还“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使得《春秋》具备了文辞简约的突出风格。后来，左丘明担心后世弟子对《春秋》的理解失其本真，所以才编著了《左传》。可见《左传》尤其注重史实之真。相较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则更加注重《春秋》所蕴含的微言大义。

《春秋》大义

       虽然《公羊传》和《谷梁传》在阐述《春秋》微言大义时常有过度解释之处，但孔子编订《春秋》是取其大义，书中确实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以尊王之义为例。春秋之时，王室衰微，霸权迭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已经发生了转移，呈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旧有王权秩序的崩溃使得贵族阶层权力纷争不断，国家之间战乱频仍，庶民生活倍加艰辛。孔子编订《春秋》，贯穿其间的首先即是维护王权的“尊王”理念。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可见，《春秋》大义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达王事”，维护王权。又如《春秋·僖公二十一年》记述，“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春秋时期的楚国早已蔚然发展成一大国，不仅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曾观兵于周疆，想要问鼎中原，取代周王的天命（《左传·宣公三年》），且春秋争霸历时最长的即是延绵了上百年的晋楚相争。楚国国君无论身前死后一直都是称王的，但《春秋》全文却只称“楚子”，显然是只承认周王，不承认其他王称。

       类似的情况还有“吴子”的称呼。春秋晚期，楚国衰落，吴国兴起后逐渐成为南方霸主，并北上与晋国争霸。据《国语·吴语》的记载，吴王夫差在著名的黄池之会上力压晋国国君，成为诸侯之长，但“（鲁）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春秋·哀公十三年》）。可见，《春秋》依然用“吴子”来称呼吴国国君，而不与周王同列。

       再如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时，晋文公在温地召集诸侯会盟。也就是在这次盟会上，晋文公以诸侯身份召见了周天子。对此，《春秋》中却记载说“天王狩于河阳”，《左传》进一步解释道，“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孔子认为，晋文公以臣召君的做法是不合礼制的，不能成为世人典范，所以不能直接记载此事，而是记为天王到河阳之地进行巡狩。

       同样是春秋霸主之一的齐桓公，在面见周天子时则非常恭敬严谨。《左传·僖公九年》记载他得到周王赏赐时战战兢兢，使者转达周王的话让他免去跪拜之礼，但齐桓公却回答说：“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如此，孔子对晋文公和齐桓公的评价也是完全相反的。《论语·宪问》记述，“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大意是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直，齐桓公则是正直而不诡诈。齐桓公的尊王行为深得孔子的认可。《春秋》昭明王道，首先必然是要提倡尊王理念，维护王权威严的。晋文公僭越君臣之礼的行为显然与此有悖，难以垂范后世，所以《春秋》当然不会记载晋文公召王，而是记为“天王狩于河阳”，这是符合礼制的。

       尊王的背后，正是对大一统理念的高度认同。

       《春秋》只承认天下仅有一个王，就是周王，其他国君即便是再强大也不能称王。这与《诗经·小雅·北山》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着相同的内涵，意味着普天之下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的合法代表，其他的政权代表只能参与到周王朝政治秩序的建构中，而不能凌驾其上。

“华夷之辨”

       春秋时期，在王权失序的背景下社会发生剧烈变革，夷狄势力也不断崛起。

       关于华夷的认识，《春秋》较为复杂。《春秋》书中对大部分蛮夷戎狄，通常只单称“蛮”“夷”“戎”“狄”，而对于部分已经纳入周王朝秩序的蛮夷戎狄则常称“子”，如皆称吴、楚、越国君为“子”。

       不仅是吴、楚这类大国，还有部分进入王朝秩序的蛮夷小国同样也被称为“子”。如《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邾国、莒国向当时的霸主晋国投诉鲁国经常征伐他们，导致他们几乎亡国，晋国因此不让鲁国参加盟会。在当时诸夏看来，邾、莒都是蛮夷小国，但《春秋·昭公十三年》记述说“秋，公会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类似邾、莒、小邾这种蛮夷小国，《春秋》依然如实称其为“子”，而不径直称蛮夷。

       可见，《春秋》虽有区别夷夏之处，但更有夷狄进至于爵的记载。这种夷狄进至于爵在周代社会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因为这部分夷狄被纳入周王朝政治秩序后，是必须要遵循王朝的班爵秩序、外交礼仪和贡纳原则的。如《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桓公帅师伐楚的时候，管仲就曾指出讨伐楚国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进入王朝秩序的楚国，对于周王室是需要贡纳用于缩酒的“苞茅”之物的。由此可见，夷狄进至于爵不仅需要在政治上承认以周王为代表的政权，而且在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都有相应义务，必须遵循相应礼制。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早期中华民族正是在华夏族群的主体上，伴随着“蛮”“夷”“戎”“狄”等逐步纳入中原王朝秩序中而形成的。《春秋》“尊王”强调了政治上的大一统，而《春秋》的“华夷之辨”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华夏与周边族群的政治文化整合，意义至为深远。

       （本文为“兰台青年学者项目”（LTQN2021LX606）和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22VMZ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