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拉宫一瞥 李小林/摄 

      伟大祖国的西南边疆，高耸的雪域高原为世人所瞩目，这就是被称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从地理区位上看，西藏是青藏高原的核心区域，位于其西南部。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500米至5000米之间，雄踞亚洲大陆。

      长期以来，青藏高原曾被视作人类生命的禁区，汉藏文献所记载的人类出现于高原上的历史比较晚近。直到公元7世纪吐蕃政权兴起之前，汉文史书中仅有“吐蕃本西羌属”之类笼统的记载，晚期藏文文献所讲述的西藏历史则充满传说和神话色彩。在传说中，西藏最早的人类是神猴与罗刹女的后代。即使按照这种充满宗教色彩的神话传说来看，西藏最早的人类历史也不过相当于中原地区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

      现代考古学进入青藏高原，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证明资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所说的“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中国考古学不断取得的新发现和新成果，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之一。同样，文物考古的实物也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共同谱写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华章提供了丰富而扎实的论据。

高原各古代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始于史前时代

      迄今为止，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利用考古资料大体上可以勾勒出西藏史前史的轮廓。

      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开始，距今约10多万年至5万年，人类已经从不同的方向和路线，按照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步骤踏上青藏高原，以打制石器为主从事采集和狩猎活动。从藏北高原的尼阿底遗址，到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再到西藏西部的夏达错遗址，在这些近年来新发现的高原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当中，均显示出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其中既有过去曾被认为是起源于西方的莫斯特手斧系统的标本，也有华北旧石器、南方旧石器时代工艺。虽然目前对于这些早期踏上高原的人群是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方式进入高原的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但其与东亚地区、中国北方和南方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可以得到证实。

      进入到距今约5000年以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以及山南昌果沟遗址、拉萨曲贡遗址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的发现，更加清晰地揭示出高原各民族在加速文明发展步伐的同时，也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发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上述考古遗址中既能反映出高原古代民族自身的文化特点，同时又与黄河、长江上游地区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出现了若干相似的文化因素。例如，卡若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为粟类，遗址为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流行彩陶花纹，陶器的造型等与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均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卡若遗址和小恩达遗址陶器的纹饰以刻划纹为主，与金沙江流域的云南白羊村、元谋大墩子文化陶器装饰手法相似。尤其是在卡若陶器中发现的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双体兽形陶罐，更是在黄河上游及川西北、滇西北史前文化中均可见到。这些文化因素和黄河、长江上游的史前文化，都保持着相同的发展节律和相似的“文化基因”。早期踏上并定居高原的人群在物种的选择、培育、传播等各个方面都发挥出极大的聪明才智，从引进少水抗旱能力极强的粟作，到更大范围传播和种植大麦品种之一的青稞，他们在高寒条件下最终确立了以青稞为主食，辅以豌豆、小麦等的农作物体系。

      进入到文明时代以后，西藏考古大体可以分为“早期金属时代”（约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公元7世纪以前西藏“小邦”时期）和唐代吐蕃政权统治时期（公元7至9世纪）两个发展阶段。“早期金属时代”西藏的考古学遗存，主要有石丘墓（包括石棺葬）、洞室墓、大石遗迹以及出现大量动物形纹饰的古代岩画等。近年来新出土的阿里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桑达隆果墓地均属于这个时期。这些考古遗存与我国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学者研究指出，这一时期青藏高原流行的石丘墓、大石遗迹以及动物形纹饰都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从欧亚草原经过中亚而达中国的北部和西部，自远古时代开始，就是众多游牧民族生活、征战、迁徙、融合的历史舞台。而我国北方从商代晚期开始至汉晋时代，也曾经有过众多北方草原地带的古代游牧民族如羌、匈奴、鲜卑等均分布和活跃于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因此，西藏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也实证了当时在青藏高原的各民族与这些古代游牧民族之间曾经有过广泛的交往交流交融。从考古资料可以看出，西藏古代文明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不断形成自身独特的高原文化传统，同时又与周边地区的各民族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些后来形成为西藏文明内核的文化因素，其中也包含了我国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地区古代文化的丰富养分，是在与这些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中孕育而成的。从目前可以观察到的西藏从史前至吐蕃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轨迹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来自中原、北方、西南等周边区域对西藏所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吸引力，反之同样能感受到西藏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地区越来越强的向心力。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西藏古代文明发展的轨迹始终围绕祖国内陆地区旋转，而不是朝着其他方向。

      科学的考古证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从旧石器时代直到新石器时代以至其后各个历史时期，西藏的文化和文明都与祖国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其发展轨迹始终朝着东向发展，其“文化底色”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浓厚的东方印记。考古学是一门实证科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叉学科，它的学科特性超越了传统文本书写的偏见与片面。正是用实物组成的证据链向世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西藏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新篇章，令人信服地向全世界讲述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原各古代民族共同创造了西藏历史和西藏文明的“中国故事”。

唐代吐蕃高原各族人民

共同创造了“高原丝绸之路”

      公元7世纪前后，西藏地区各分散的古代部族如女国、苏毗、大小羊同等逐渐为不断强盛的吐蕃所融合，最终形成统一的吐蕃政权。吐蕃之王松赞干布将都城从山南迁到如今的拉萨（古称逻些），并创立了文字、城堡和地方性政权，通过与大唐和亲、向大唐朝贡，借鉴中原和周边民族的文明成就形成各种制度文化，进入到有史可载的西藏历史时期，揭开了西藏文明史的新篇章。

      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吐蕃时代的各类考古遗存，包括地上文物与地下文物两大类别，重要的有古藏文金石铭刻、古藏文写卷、木牍、寺院建筑、墓葬、石窟寺、金银器、丝织品、佛教造像与绘画作品等不同的门类，极大地补充了既往吐蕃社会史和吐蕃文化史研究资料的不足。通过对这些考古实物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如今藏族文化的许多主体因素，如藏文文字、宗教信仰、艺术传统、生活习俗、礼仪制度等，在吐蕃时代便开始形成，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从考古实物材料中还可以提供吐蕃上层在思想文化和制度构建过程中，深受唐代礼制文化影响的大量物证。例如，吐蕃陵墓（俗称藏王墓）取法于汉唐中原陵墓制度，陵墓形制以四方形或梯形的封土形制为贵，可视为汉唐以来中原地区帝王陵墓“方上”之制的直接翻版。藏王墓中设置石碑、石狮等陵园附属建筑，形成与地下陵墓相辅相成的陵园地面标志的做法，也是受到汉唐陵墓制度的影响。至今矗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桑耶寺前的兴佛证盟碑，以及吐蕃藏王墓园中发现的墓前石碑，均具有龟形碑座，这种立碑刻字并使用龟形碑座的做法，无疑也是当时由中原地区传入的。这些丰富的考古实物，以大量文献所未曾记载的细节，反映了高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吐蕃政权地域辽阔，成为与东亚、中亚和南亚各国相毗邻的唐代最为强大的地方政权。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并非是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从人类踏上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伊始，就始终与外界有着密切联系。史前时代粟、青稞、小麦等物种在高原的培植与传播，牦牛、山羊等适应高原自然条件动物的驯化，早期金属器的冶炼等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问题，都不能避开青藏高原。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通过青藏高原沟通西亚、中亚、南亚和东亚地区文化传播路线的关注度，正在日益升温。

      从青藏高原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论，它西北接新疆，与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相联系；东连四川、云南，与这一区域内的西南丝绸之路藏羌彝民族走廊等相接；西南和南面与印度、尼泊尔、不丹、克什米尔等南亚国家及地区相毗邻，在河谷峻岭之间有若干条自然通道相通。青藏高原虽然自然条件高寒恶劣，但却从来不能阻隔高原上各古代民族与外界交往交流交融的脚步。他们利用高原上无数“山结”“水脉”之间形成的若干条主要干道和民间小道，充满智慧地选择不同季节，避开风雪严寒，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和水草分布特点，一直维系着这些通道的畅通，并不断对此进行开拓、改进和完善。直到如今，在青藏高原形成的主要交通干道，其大体走向、重要关隘、出境口岸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传统的古道相重叠。因此，我们将这些在高原上形成的交通路网统称为“高原丝绸之路”。

      考古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例中印交通、蕃尼交通路线上唐代使节王玄策奉大唐朝廷之命出使天竺（今印度）的摩崖碑刻，为印证、补充、完善文献史料所记述的中印交通路线和文化交流史提供了重要考古实物。出土的吐蕃时代大量金银器、丝绸、马具、黄金面具、珍宝装饰等，既有东亚大唐文化的特点，也吸收了同时期波斯萨珊、粟特系统和欧亚草原文化的艺术风格与造型，再现了汉唐“高原丝绸之路”上各国使节、商队、高僧、军士、工匠们经由青藏高原频繁往来中原的历史场景。在可以直接为高原丝绸之路提供有力佐证的考古文物当中，既有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直接相关的大量汉晋、唐代的丝绸残片，也有欧亚大陆和海上贸易中常见的宝石、珠玉、黄金面具等装饰品的组件。吐蕃墓葬出土金银器中的器型有不少系仿制中亚地区波斯萨珊王朝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器，还有最能体现欧亚草原文化特色的大量装饰在金银器上的有翼神兽、大角动物、马与骑手等纹饰图案。此外，近年来考古发现的位于西藏边境地区古藏文题刻、佛教碑铭、铜钟、佛寺建筑等遗存，也都同吐蕃时期与祖国中原地区以及中亚、南亚的交通线路有关。

      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进一步密切了高原各民族与祖国各地的文化交流与联系，成为输送中原文明进藏的“主动脉血管”。西藏考古的新出土文物表明，在堪称“汉唐盛世”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发展阶段，通过“高原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将中原地区优秀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成果输送到了青藏高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汉晋时代的茶叶、丝绸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原地区物产被高原古代部族视为珍贵之物。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给吐蕃社会中原地区的文书、宗教礼仪、生产工具、工艺技术、物种等历史记载和传说影响深远，这些也都与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有着密切关系。

      “高原丝绸之路”对于唐代吐蕃社会和吐蕃文明的形成发展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唐代吐蕃之所以很快得以跨越其早期文化发展阶段，与它通过“高原丝绸之路”迅速融入到当时最为重要、发达的亚洲文明体系当中密不可分，从而加速了吐蕃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从落后向先进的发展进程。正如学者多杰才旦所论：“通过丝路吐蕃道，青藏高原腹地的古老文化得以传播，周邻的文化还以吐蕃为中介而相互交流。吐蕃文化所明显带有的多元化特点和多样性特征，是吐蕃借鉴吸收先进文化的明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与来自其他文明的影响相比较，为吐蕃社会和吐蕃文明打上了深刻烙印和“文化底色”的，主要是来自唐朝的先进文化，而不是其他文明。吐蕃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大家庭，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是历史长期积淀的结果，更是包括吐蕃先民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经历漫长岁月的历史抉择。

      “高原丝绸之路”始终是青藏高原文明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联结纽带。唐代吐蕃在哲学、宗教与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吐蕃政权建立之始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和文化选择上都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在这个客观事实的背后，更是映射出吐蕃文化在深层脉理上与唐代中原文化之间的趋同性、相融性和同质性，这是与吐蕃和其他国家、地区之间发生的文化交流往来有着本质性区别之处。而之所以产生这一结果，是与其通过“高原丝绸之路”始终保持着高原各族人民与祖国各地血脉相连的紧密联系及祖国各地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着“血液”“养分”直接相关的。

西藏文物考古

彰显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与治理

      元、明、清各代，中央政府均对西藏地方实施了直接有效的管辖和治理，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得力举措，也给后世留存了大量重要的文物古迹。

      吐蕃政权分裂之后，宋、五代时期西北地区深受吐蕃文化和中原文化影响的各民族，在文化上并未切断与西藏本土和中原之间的交流联系。随着新的朝代、民族格局的转换与形成，这种交流和联系反而通过更为广泛的区域间的民族融合、佛教传播、茶马贸易等多种形式得到基层化、世俗化、同质化的演进发展，深刻影响了元、明两代西藏与中原关系基本格局的形成。元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一个最为重要的变化，是西藏从原来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再度走向以政教合一为特征的统一和稳定，并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而在这个过程中，西藏的僧俗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各藏传佛教派别都通过积极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扶助来加强自身力量，特别是通过佛教文化这个纽带来加强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从而使得西藏的政治统一与经济发展、佛教文化的兴盛繁荣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这在文物考古方面也遗留下了大量的证据。如元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龙钮玉印、元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龙钮玉印、明永乐皇帝封授五世噶玛巴活佛大宝法王白玉印等，都体现出元、明时期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的文化特色。

      明、清朝代建立之后，均采取了尊崇藏传佛教的基本政策，在汉、满、藏、蒙古等民族关系以及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上都更加强化了宗教和政治并行的治藏方略。尤其是清代通过由中央政府册封达赖、班禅等藏传活佛转世制度，由中央政府肯定其在西藏的地位。通过这些举措，西藏地方政权与明、清两代中央政府的管辖隶属关系更加明确，从中央到地方、在僧俗不同层面，汉藏关系都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物包括册封达赖的金瓶、金册、金印等珍贵历史文物，以及流传于民间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文物。此外，明、清以来，汉藏关系史上一个新的发展动向和趋势，即汉藏间的双向文化交流也迅速发展，在清代达到高潮，无论从建筑、器用、装饰艺术等各方面都有大量史迹可寻。如著名的清代金奔巴瓶、清代达赖喇嘛金印、清代青花莲托八宝纹盉壶、清代册封十一世达赖喇嘛金册等一批重要文物，无不彰显出这一特色。

      综上所述，西藏文物考古以其独特方式无可辩驳地向世人宣示着西藏是各民族共同开发的，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和其他各民族交流贯穿西藏历史发展始终这一历史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通过对西藏历史文物、文化遗存进行深度发掘、生动呈现，可以深入研究阐释其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从而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文：霍巍

作者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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