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矗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是长庆三年（823年）唐朝和吐蕃为纪念长庆元年（821年）双方会盟成功而立的纪念碑。用汉藏两种文字镌刻的碑文，不仅是历史上汉藏友好的象征，对于唐蕃关系史乃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法国著名藏学家戴密微在其著作《吐蕃僧诤记》中，对此碑自清代以来被中外学界关注与硏究的学术史进行了梳理，盛誉其为“目前人们所知道的有关亚洲最重要的碑铭资料”。

      史载，唐蕃之间总计有不少于10次会盟。长庆会盟是唐蕃多次会盟中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次，开启了双方长期和平友好的新局面。

      中原碑刻雕刻精细，碑座往往有龟形纹路，碑身两侧有裝饰性花纹。西藏地区碑刻是将天然之石加工成长方体，由碑首、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组成。这些石碑往往形制古朴，顶部有石帽覆盖。唐蕃会盟碑就是屋顶式石帽的形制，高约4.83米，宽0.96米，厚0.51米，呈方柱形。其阳面文字为汉藏对照，左半藏文，横书，字迹苍古，吐蕃时期藏文特点至为鲜明；右半汉文直书，六行，正楷。藏汉两种文字文义相同，是同一盟约的两种文本。碑东面为阴面，只有藏文盟词，无汉文。

      此碑北面为吐蕃一方参与此次会盟的官员名单，共17人；上为藏文，下为官员职衔姓氏的汉字音译。该碑文对于研究当时吐蕃官制、姓氏、藏汉对音极为重要，尤其是文中明确标出钵阐布充任首席大论一事，为了解吐蕃的宗教、政治等情况提供了详实证据。

      此碑南面为唐朝廷参与会盟官员名单，亦为藏汉两种文字对照，上为藏文、下为汉文，共18人。盟约碑文史书性甚强，是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历史档案。其行文朴实无华、通俗流畅，并且通篇气势浑厚雄壮，结构严谨，充分表达了“和叶社稷如一统”的真诚意愿，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仍然琅琅上口。

      此碑盟文中重申了历史上吐蕃与唐廷的甥舅亲谊，赞普弃宗弄赞与唐主太宗文武圣皇帝“和叶社稷如一，于贞观之岁迎娶文成公主至赞普牙帐，此后，赞普弃隶缩赞与唐主三郎开元圣文神武皇帝重协社视如一，更续姻好，景龙之岁复迎娶金城公主降嫁赞普之衙，成此舅甥之喜庆矣。”决定“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沦替”“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合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冻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撒备，乡土俱安。”

      唐蕃会盟碑盟辞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于此危急时刻圣神赞普可黎可足陛下所知者聪明睿哲，如天神化现，所为者悉合诸天，乃与唐主文武教孝德皇帝舅甥和叶社稷如一统，情谊绵长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约。”可黎可足力主唐蕃和盟所谓“所知者聪明睿哲”“所为者悉合诸天”，就是能顺应吐蕃和唐朝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正因为如此，最终得以排除干扰实现唐蕃大和盟。盟约中反复强调“舅甥相好”“和叶社稷如一统”，乃是唐蕃关系发展历史趋势的客观体现。

      长庆会盟影响极为深远。从盟文中可看出，双方所确立的“偃兵息人，患难相恤”既是对清水之盟“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的继承和发扬，也成为后世处理唐蕃关系的指导思想。其实，唐蕃关系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会盟碑藏文部分就历述了双方关系的发展历程，尤其突出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和亲对加深双方友好关系的重要作用，表示要继续“追崇舅甥”“崇姻继好”。盟约强调唐蕃友好应当永远保持下去，以“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确保今后“互不侵扰”“烟尘不扬”“乡土俱安”。

      会盟立碑以后，唐蕃双方友好往来更为密切，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书写了各民族共同开发西藏的历史新篇章。唐蕃会盟碑碑文是西藏重要的历史古文献之一，是1200多年来汉藏人民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也成为了研究吐蕃历史、唐蕃关系的重要文物。

文：祝铭

作者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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