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并未阻挡它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互动，并且这里还成为了中国与南亚等地区沟通交流的前沿。公元7世纪初，兴起于雅隆河谷的强大的吐蕃政权，逐渐构建起以都城逻些（拉萨）为中心、向四方延伸的交通路线。

      在吐蕃的交通网络中，有两条最为著名的路线，分别是连通东方中原地区的唐蕃古道和连通南亚地区的蕃尼古道或吐蕃尼婆罗道，后者也就是现在所称的“丝绸之路”南亚廊道。2017—2018年，四川大学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等单位联合开展了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西藏段的考古专项调查，重点对拉萨至吉隆的交通路线以及沿途的相关历史文化遗存进行调查，使人们对这条路线在不同时期的功能以及其历史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西藏段起于拉萨，止于尼泊尔加德满都，是我国经西藏地区去往尼泊尔、印度等南亚乃至中亚的重要干线之一，也被认为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文献《释迦方志》中记载了这条古道的部分信息，即从逻些（拉萨）出发，“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呾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婆罗国”。上述文献提及的几个站点应该位于古道的后段线路上，和吉隆沟的情景比较相似。实际上与唐蕃古道一样，丝绸之路南亚廊道也应该是路网系统，其中西藏段自拉萨向西、向南出发，大致有北、中、南三条平行的主线，最后到今吉隆县热索桥出关。因这条道路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西藏与中原地区乃至中尼、中印之间的交往交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也有“求法之道”“传法之道”“贸易之道”“交通之道”“通婚之道”“朝贡之道”等称谓。

      丝绸之路南亚廊道应该是吐蕃与南亚地区交往的主道，如松赞干布的王妃之一尼泊尔赤尊公主便是沿着此道进入吐蕃的。当时，该道也成为唐朝使者出使南亚的通道之一。1990年6月，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文物普查队第一小组的霍巍等考古工作者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在吉隆县城以北约4.5公里的阿瓦呷英山嘴发现了一处碑铭，额题为汉文“大唐天竺使出铭”。铭刻正文中提到该碑铭刻于显庆三年（658年）六月，大唐左骁卫长史王玄策等人经行至此刻石纪念。该碑的发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不仅明确了古道的存在，而且还指明了此道经由吉隆沟的事实。同时，该石刻的存在还表明唐蕃关系良好，唐朝廷使者可以通过唐蕃古道、蕃尼古道出使印度，一条横跨青藏高原、沟通中国和印度的路线已完全畅通。当然，唐朝还有不少僧人也是通过这条古道往返于中国和南亚之间的。

      作为中国西藏与南亚地区交流的主通道，丝绸之路南亚廊道沿线存在许多与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古代遗存，如帕巴拉康寺、强准拉康寺、玛尼拉康寺、三怙主摩崖造像等。

      与此同时，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西藏段上还保存有许多反映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遗存。2017年，考古调查队在吉隆县帕巴寺出土了一座花岗岩石龟趺，与西藏腹地发现的其他吐蕃龟趺有诸多相似性。显然，龟趺立碑的传统自唐代传入吐蕃后迅速被接受和使用。与帕巴寺邻近的强准寺内保存有不少莲花形柱础，类似的柱础在桑耶寺和噶迥寺也有发现，时代应该为吐蕃时期，其样式的来源应该也与唐蕃交流有关。

      唐代以后，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西藏段继续发挥着促进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等作用，从元代开始又在中央政府经营西藏地方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元代将管理阿里三围的纳里速古鲁孙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设置在今吉隆县，明代在西藏封授的五大教王之一的思达藏辅教王同样位于吉隆。元、明两朝中央政府均在吉隆设有治理机构，与该地处于丝绸之路南亚廊道重要节点的背景有关。清代，丝绸之路南亚廊道在维护西藏安宁稳定和国家领土完整方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此线正是清军打击廓尔喀入侵西藏时的主要作战路线。如今，这条廊道仍然是中国与南亚国家交往交流的陆上干道之一。 

文：李帅

作者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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