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都有祭祀祖先的习俗,林林总总的祠堂、庙宇成为世世代代中国人缅怀先哲、祭祀祖先的场所。在古都北京,还有一座特殊的庙宇——历代帝王庙。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的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代,迄今已有近500年历史,是我国现存唯一的祭祀中华先祖三皇五帝以及历代帝王将相的明清时期皇家庙宇。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产生过460多位帝王,历代帝王庙选择入祀188位,涵盖了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时期的王以及秦汉至明清时期的皇帝。
可以说,历代帝王庙承载着中华统绪一脉相承的特殊意义,展现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悠久历史,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包容性等,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和大一统理念的生动体现、有力见证。
皇家庙宇 珍贵遗产
《左传》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祭祀属于礼制活动,礼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历代帝王,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传统。《礼记·祭法》说: “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即凡有功于国于民的先代帝王都应受到祭祀。之后各个时代的王朝均通过不同形式祭祀前代帝王,从未中断、一脉相承。
秦汉时期,主要是在帝王陵寝或帝王肇迹之地祭祀。自隋代始,对此逐步予以规范并形成定制。唐代天宝年间,开始在国都建庙祭祀。唐玄宗就在长安修建了三皇庙、五帝庙、周武王庙和汉高祖庙,分别进行祭祀。
明代,我国古代都城帝王庙正式出现。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遂诏建历代帝王庙,首创一庙之中合祭历代帝王之制,也就是第一次用庙宇祭祀形式开启了中华一统帝系的历史传承。明洪武六年(1373年),“以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遂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次年庙宇建成,后遭遇火灾,又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易地建成于鸡鸣山之阳,命大学士宋讷撰写《敕建历代帝王庙碑记》。如今,这些庙和碑虽已不存,但《明实录》载有其建筑平面图,碑文亦见诸于文献著录。
明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对历代帝王的祭祀仅附属于南郊天地坛之祀,时间长达百年。后来明嘉靖帝规范礼制,于嘉靖十年(1531年)选定阜成门大街原保安寺旧址修建历代帝王庙。次年夏,新庙落成,规制高于南京的旧庙。
此时的北京历代帝王庙,其正殿称景德崇圣殿,重檐庑殿顶,四面坡、双重檐,面阔9间、进深5间,殿柱60根皆金丝楠木。正殿两侧为东西配殿,单檐歇山顶,面阔7间、进深3间,配殿南设两座燎炉。正殿后有祭器库,前为景德门,门外东跨院为神厨、神库、宰牲亭和井亭,院外设钟楼,西跨院为遣官房、典守房等。庙门临街,对面建影壁,庙前街建东西牌楼,两座牌楼间为景德街。
到了清代,历代帝王庙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是康熙帝认为开国创业和治国守业之君臣都要崇祀,华夏—汉族帝王和北方少数民族帝王同享崇祀,从而确立了大历史帝王祭祀观。雍正七年至十一年(1729年至1733年),雍正帝对庙宇进行大规模修缮。今景德崇圣殿内707块天花板上的金坐龙彩画,即为此次大修的遗留。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帝下旨改变景德崇圣殿的瓦顶颜色,将原来按庙制覆盖的黑色琉璃瓦顶和绿色瓦边全部更换为皇帝使用的纯黄色琉璃瓦,外檐彩画改为最高等级的金龙和玺彩画,把景德崇圣殿的规格提高到紫禁城的乾清宫级。
同时,雍正、乾隆两帝还亲书5篇碑文,建有4座御碑亭,矗立于景德崇圣殿两侧,大殿与御碑交相辉映,阐述祭典思想,张扬皇家气派。乾隆时期,庙门前修建三孔石桥,桥两侧各立下马碑,碑文“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由汉、满、蒙古、藏、回、托忒等6种文字刻写,以昭示清朝统治疆域的广大,增强各民族官民对历代帝王庙的尊崇与敬仰。清代后期,又在西跨院设关帝庙,独祀关羽,遂成“庙中庙”格局。
整体上看,历代帝王庙保留了明代主体建筑和基本格局,清代得以全面修缮,尤其是提高等级、添加御碑,使整座庙宇更加气势恢宏、庄严肃穆。它集明、清两代建筑智慧和中华“大一统”理念于一身,当之无愧是中华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代表作。
祭祀改革 体系终成
历代帝王庙是明、清两朝皇家庙宇,由皇帝亲自选择入祀帝王及从祀名臣。在这一过程中,主导者为明洪武帝、嘉靖帝以及清顺治帝、康熙帝、雍帝正、乾隆帝等6位皇帝。由于选择者与入祀者都是帝王级人物,故历代帝王庙成为一处典型而独特的帝王文化遗产。
对于历代帝王庙,明、清两朝的主张虽不尽相同,但却是前后互补和矫正纠偏的关系,核心在于不断完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帝王祭祀体系。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深感历代帝王开基创业来之不易,遂在京师南京建庙,集中崇祀三皇五帝和统一天下的开国帝王共16位,此举意义非同小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帝王庙创建伊始便在开国帝王中入祀了元世祖忽必烈。朱元璋曾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口号,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后,又回归到“胡汉一家”和“华夷无间”的历史与现实中,肯定元世祖忽必烈“治安之盛”的功德,并把他列入中华正统帝系。此外,朱元璋还以“世祖有功德于燕土”为由,命在前朝元大都金城坊(今北京白塔寺以南地区),单独修建元世祖庙,由地方官府每年致祭。
太庙是我国古代皇帝祭祀自家祖先的庙宇,以“先祖居中,左昭右穆”之礼排列位次。历代帝王庙把入祀帝王的朝代早晚,视为先后辈分,依太庙之制排列位次。于是,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犹如一个“大家族”的列祖列宗,“塑成衮冕坐像”,尽享祭祀。朱元璋还亲自确立37位历代名臣从祀,遂成正殿主祀历代帝王、东西配殿从祀历代名臣之格局,由此使历代君臣得以同庙享祀。朱元璋曾三次亲祭历代帝王庙,以示尊崇古今一统之意。
明嘉靖帝在北京新建历代帝王庙后,与南京不同,只设神位不设塑像。建庙时就有翰林官上奏,请求罢祀元世祖忽必烈,结果被礼部驳回,理由是“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贤”,且“太祖睿断有确”,祖制不得更改。庙成之后,又有礼科给事中上奏说,“宜撤忽必烈及其臣木华黎等五人神主”,嘉靖帝从之,于是罢祀元世祖忽必烈。历代帝王庙元世祖之缺位,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
平心而论,嘉靖帝再建北京历代帝王庙,是其功;罢祀元世祖,是其过。他面对蒙古鞑靼部族的北患之扰,没有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良策,反而以罢祀元世祖君臣发泄怨气,激化矛盾,有弊无利。所以,清乾隆帝曾批评他“置一统帝系于不问矣”。
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继位时才6岁,由其叔父多尔衮摄政。多尔衮把朱元璋等明朝诸帝牌位从太庙移入历代帝王庙奉祀,使用太庙祭祀自家先祖,以此宣告大明国祚终结、大清继统肇基,昭示其正统地位。此外,还恢复了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新入祀了元太祖成吉思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女真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和金世宗完颜雍等。
顺治帝亲政后,赞成把朱元璋等明朝帝王牌位移入历代帝王庙奉祀,支持复祀元世祖忽必烈,并亲祭历代帝王庙,“以抒景仰前徽至意”。同时,他还接纳汉臣顾如华谏言,增加了商周以及汉宋明各朝的7位“守成贤君”入祀。
康熙帝在位时间长达61年,深感在这个古老大国做皇帝之艰辛与不易。他在人生的最后两年,以非凡的帝王经历和史观学识,对庙祀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康熙帝颁布谕旨,阐释了两个重大问题,首先说明祭祀历代帝王之原因:“前代帝王,既无后裔,后之君天下者,继其统绪,即当崇其祀典。”进而纠正入祀帝王的民族偏向,指出只崇祀开国帝王、未入祀治国守业帝王的弊端,用排除法划定入祀底线“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要求礼部据此议定入祀方案。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夏,礼部拿出整体入祀164位历代帝王的方案,主要入祀三皇五帝和夏商周及两汉唐宋元明等大一统王朝的创业与守成之君,并入祀与宋朝南北对峙的辽、金帝王。对此,康熙帝基本认可,但指出“尚有应详细斟酌者”,然未及进行,便于当年辞世。
继位的雍正帝在第一时间落实了康熙遗愿,使历代帝王庙发生了空前变化,从过去只崇祀少量开国君臣到大量入祀治国守业的君臣。雍正帝在位13年,5次亲祭,并且大修庙宇,还亲书了《历代帝王庙碑》。
乾隆帝在位时,历代帝王庙的规模和影响都有了很大发展。在此基础上,乾隆帝的建树与贡献更加卓越。他从25岁继位到79岁高龄,7次亲祭、5次赋诗、4次撰写碑文,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重修历代帝王庙,把正殿规格提高到故宫“乾清宫”“奉先殿”级;二是提出“法戒论”,倡导辩证效法前人的功德与力戒前人的教训,并作为祭祀要义;三是把“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作为入祀帝王的最高准则。据此准则,乾隆帝增加东晋、南北朝、唐、五代、金等25位帝王入祀,撤出东汉的桓、灵二帝,终使入祀帝王达到188位。
至此,明清两朝皇帝历经数百年,并以“中华统绪不绝如线”为核心理念,共同构建起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代帝王祭祀体系。
中华统绪 不绝如线
“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是乾隆帝对中华治统(帝系)一脉相承的别样表述,形象生动,极为精当。乾隆帝用笔在心、用词考究,表现在“绪”字与“线”字的对称上,即中华治统自绪端开始,就像一条完整的线条,任何情势下都没有中断过。
而有188位帝王齐聚一堂、同享崇祀的历代帝王庙,就充分表现出“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重要特点,突出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延续性,强调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一脉相承、连绵不断,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尊崇中华统序的一脉相承。明太祖朱元璋“重一统”,入祀的三皇五帝被视为中华之首,历代帝王都是大一统时期的开国帝王,把元世祖列入其中,是其对中华统序延续至元朝的认可。清康熙帝、雍正帝增祀治国守业的帝王,开启创守之君共享崇祀的新局面。乾隆帝从“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高度,认为中华帝系既要有正统王朝的创守之君,也要有割据时期“偏安之国”的帝王入祀,终使历代帝王庙成为完整体现“大一统”的标志与象征。
彰显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历代帝王庙入祀的三皇五帝和历代帝王中,既有大量来自汉族的帝王,也有来自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帝王。在建庙之初,朱元璋入祀了元世祖忽必烈;在庙祀鼎盛时期,清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等皆自觉融入中华统序之中,这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以及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统一性和包容性的最好见证。
入祀帝王有标准,祭祀要义有明示。中华文明崇尚功德,尊崇三皇五帝为恩泽中华的治统之首,历代各族帝王崇祀有功德于民者,且以“法戒兼资,古可为鉴”为祭祀要义。康熙帝晚年明确限定,那些因暴虐无道、荒淫失德而被杀或亡国的昏暗之君,不得入祀。乾隆帝更是明确提出历代帝王庙的祭祀要义是“法戒论”,即对入祀帝王也不要盲目崇拜,因为在他们身上值得效法的成功之道和需要引以为戒的失误教训都有,祭祀历代帝王的本意就是在无形之中获得这种感悟和启示。
从历史角度观之,帝王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行使者,同时还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第一责任人。历代帝王庙所体现出的传统不绝如线,文化一以贯之,也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例证。
历代帝王庙一瞥
弘扬传统 讲好故事
为进一步讲好历代帝王庙的历史文物故事,解读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其当代价值,2002年北京历代帝王庙管理处成立,2007年设立历代帝王庙博物馆,其保护利用步入科学化、专业化轨道。2020年12月,经过近两年的修缮,历代帝王庙博物馆以崭新面貌重新与广大观众见面。2024年2月,历代帝王庙博物馆被命名为北京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
历代帝王庙占地2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达6000平方米。建筑群坐北朝南,以中轴线形成纵深排列,共有各形制文物建筑26处,整体布局规整庄严,体现出皇家庙宇的尊贵和气派,承载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荣耀,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历代帝王庙正以全新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和发展谱系。近年来,作为文物典藏研究机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基地,历代帝王庙博物馆充分发挥宣教阵地作用,逐步完善展览陈列体系,先后推出景德崇圣殿原状陈列展览、“回望·选择——明清皇帝与历代帝王庙”“功在社稷 德协股肱——历代帝王庙从祀名臣”“三皇五帝与百家姓”“绝版帝庙 百年新途”等专题展览以及“石榴花开别样红 中华民族一家亲”“历史小达人 探秘帝王庙”等主题活动,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讲堂,常年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公益文化活动,先后出版《历代帝王庙史脉》《历代帝王庙从祀名臣》《历代帝王庙100问》等图书,让广大观众全面了解历代帝王庙的厚重历史,于潜移默化中树牢“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传承弘扬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作为鲜明的中华文化符号,历代帝王庙以独特方式传承着中华文明,也必将更好地助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4期
文:许伟
作者为中国文物学会原副会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编:张红彬
流程制作:高宁(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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