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多民族聚居的川、渝、滇、黔等西南地区，曾经有近千所书院星罗棋布地分散于这广袤的高原深山、河谷平畴，发挥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社会政治功能。西南民族地区书院发展的历史，既展示了中央政府致力于大一统文化建设的意图，又表现出各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崇尚。

不断拓展的书院建设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书院建设和文化传播，犹如一条条山间溪流，平实、自然、生动，且充沛、绵远、不息。

      明正德三年（1508年），大山深处的贵州龙场，当地少数民族与王阳明这位远自京师而来的思想大师相处得其乐融融。他们景仰其人格和学问，可怜其穴居阴湿，自发为其构建起一所小庐，于是“诸生闻之，亦皆来集，请名龙冈书院”。王阳明在龙冈书院讲学久了，汉、彝、苗等各民族士人“欣欣相向”，纷纷成为其听众。

      明代，云南出现了一位白族学者——李元阳。他自任源泉书院山长主讲、捐建桂林书院，还为多所书院作记。大理喜洲（今属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白族人张拱文亦捐其官俸，建桂香书院并立圣籍阁，令子弟肄业其中。而至今仍存的明万历七年（1579年）李氏祠堂碑，则生动记述了喜洲白族李氏家族创建书院、置办义田等事迹。

      有清一代，书院建设的相关记载就更为普遍。比如，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贵州黎平侗族地区建起多所乡村书院。其中，双江书院为潘老寨侗族群众集资兴建，秦山书院为秦溪侗族群众集资所建。光绪年间，黎平地理村侗族乡绅吴应凤曾将杉树山林赠给黎阳书院变价购置田亩，所收租谷用于增加生徒膏火费和花红钱。天柱县白云书院建于侗族聚居地高酿镇，由附近村民按户乐捐。书院弟子中有侗族人龙秀腰，执教兼及行医，还是当地著名诗人。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书院建设，呈现为从省会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向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扩散的趋势，官方在民族地区建设书院成为主流。书院与不断向周边排布的卫所、城池以及编户制度等相结合，成为中央王朝统治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着大一统的文化认知和国家认同。

      在四川，书院分布即由成都平原向北边的松潘、理番（今属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边的石砫（今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西边的雅州（今四川雅安市）等地区延伸。如藏族、羌族等多民族聚居的松潘卫，明景泰初侍郎罗绮建有书院1所，名曰筹边书院；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置厅后增加到2所，主要由地方官的幕僚主讲，其《土地章程》规定“番民中如有识字明理者，许各寨延请训讲，使知教亲敬长之道，进退揖让之礼，而番民生尤俊秀者，许附城内义学或入书院肄业，俾知奋勉，将见畛域化而文教洽，礼义兴而匪僻消，汉与番无异矣”。藏族、彝族等多民族聚居的雅州府，明代有书院2所，到清代发展到10所。石砫、理番在明代尚无书院，清代各发展出1所，主持建修者为时任同知。

      同样，在云南壮族、苗族、彝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广南府，书院从无到有发展到4所；哈尼族、彝族等多民族聚居的普洱州，书院亦从1所发展到5所；纳西族等多民族聚居的丽江府在改土归流之后，书院由明代1所发展到清代16所，排诸府州前5名。总体来看，各府书院绝大部分均为知府或同知所建。

      贵州亦如此，清嘉庆年间陈熙出任苗族、侗族聚居地黎平府（今属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知府期间，共建书院五六所之多。晚清著名学者郑珍任古州厅训导时，兼掌榕城书院。该书院“夷汉各半、学殖荒陋”，既经郑珍讲学，结果“不数月远近肄业至百余人”。他深受学生敬重，被称为“广文郑老”。侗族学者杨廷芳年轻时就读于榕城书院，曾邀请郑珍到三宝侗寨去过重阳节，后者写下《饮车寨阁楼》一诗流传至今。

逐渐深化的文化融合

      在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学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就书院来看，中原与西南地区的文化融合生动展示了中华文化不断传承发展的特有模式。

      书院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凝聚、发展提供了共通的价值追求。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书院讲授，囊括了从“太极”“天理”“良知”等形而上概念，到“中正仁义”“知行合一”等人际原则，再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等教育思想，然后到“民胞物与”“忠君爱国”等政治理念，跨越了制度、习俗、语言、地理的区隔。云南的罗汝芳在五华书院、海春书院等地频繁讲会中，以“恋著母亲吃乳，争著父亲怀抱”等切近之事举例，认为只要遵循人性本善，那么“官人与舆人一般，汉人与夷人一般，云南人与天下人一般，大明朝人与唐虞朝人也是一般”，只要努力去达成这种善性，终将“无人无我而浑然天下皆定皆化，会归于大同也。”并且，当地书院讲会还与圣谕宣讲结合。每次会讲结束，会众几乎都要祝颂太祖及当今皇帝“太平之福万世无疆”。某种程度上，书院讲学最终具化为一种以天子和国家为代表的集体式政治文化生活。陈宏谋主政云南时，同样延续了“人性皆善，无不可化诲之人；汉夷一体，无不可转移之人”的理学观，因之采购经、史分贮各学及书院中。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旧有的夷夏观念壁垒被逐渐打破，“心同此理”成为当时“中国”认同形成的认知基础。

      书院传承着居于意识形态中心和作为学术主流的儒学知识体系。其中，既包括书院建筑的文字符号，也包括由书院藏书及其文字系统构成的认知工具和表达方式。王阳明在龙场，就将诸如“何陋”“君子”“宾阳”等元典文字引入到书院建筑命名中。“诸夷杂处”之地的云南蒙化州（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就从诸葛亮《诫子书》“淡泊以明志”取意，建立明志书院，其诸门则分别题为“居仁”“由义”“定性”“存心”，又有忠武殿、学文斋、修行斋、来薰亭等，形成了儒学化的符号和意义集合。

      与此同时，书院通过音韵训诂为士人提供了更为精确复杂的文字和语义，并依托书籍“印刷语言”进一步突破了时空传播限制，儒学化的文字和语义在描绘区域性历史记忆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无疑更具优势。代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书籍如《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御纂朱子全书》等，由此逐渐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书院，比如云南丽江雪山书院、大理西云书院、蒙化明志书院和文昌书院等。

      由此，助力正确理解中华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关系，也成为西南民族地区书院讲习所取得的重要成效之一。比如，昆明五华书院生徒彝族诗人鲁大宗的诗歌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特别注意将“彝家风俗与远古遗风一脉相承，且纳入歌颂当朝的英明”。又如，龙吟书院主讲白族学人赵淳所作《雪山行》中“岂知华夷今一统，区区界域总无庸”“请调白帝与赤帝，即教绝域回春融”等诗句，都将本土的山川地理自然地与中原文化联结起来。

更加强烈的家国情怀

      对西南地区各民族而言，由陌生到熟悉再到亲近，书院一直是文明的象征、知识的化身，这源于各民族对儒家文化和大一统国家的认知和认同。因此，不少先贤过化之地，甚或凭借期盼和想象，都建立起了书院。

      比如，播州（今属贵州遵义）杨氏土司治下的绥阳，初隶四川，后改贵州，其地依柳宗元来播传说建有儒溪书院。事实上，柳宗元、刘禹锡参与王叔文改革失败之后，一谪永州，一谪播州。柳宗元因刘禹锡有老母在堂，故愿意自己到播州，换取刘禹锡到环境稍好的永州。疏未上，刘禹锡改谪连州，于是该事作罢。因此，柳宗元来播并非事实，只是出于当地各民族对儒家文化和中原先贤的特殊景仰。万历年间知县冯士奇重建儒溪书院，认为柳、刘易播之事“友谊笃挚，高风千古，有关名教”，不容因该事之伪而废祀。

      又如，贵州隆里（今属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置龙里蛮夷长官司，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该地长期流传着种种与王昌龄相关的传说，如龙标山、状元祠、状元桥、状元阁等。其中，龙标书院就是为纪念王昌龄而建，事实上王昌龄来黔亦可能是虚构。

      少数民族书院学人群体的大量涌现，是西南地区各民族中华文化认同以及国家认同不断强化的突出标志。作为地方性的学术领袖，他们通过讲学、创作和科举入仕等活动，推动中华文化在本土传播，更加表现出儒家的心理特征和富有忠义精神的家国情怀。

      少数民族学人对书院的建设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云南的白族学人是较为活跃的群体。据不完全统计，出任山长（主讲）者就有苏霖渤、龚渤、谷际岐、师范、何立言、段韵兰、寇璜、杨履宽等29位，主要执教于五华（昆明）、金华（剑川）、西云（大理）、玉屏（鹤庆）、彩云（云龙）、来凤（腾越）等书院。纳西族学人主要集中在丽江，府城雪山书院已知的14位山长中，纳西族就占有8席。在贵州，主要有布依、苗、土家等少数民族学人。布依族学人莫与俦、莫友芝、莫庭芝，执教于紫泉（独山）、湘川（遵义）、启秀（遵义）、学古（贵阳）等书院。苗族学人吴师贤、贺增龄、杨学沛、姚大荣，执教于养正（锦屏）、松高（松桃）、萃文（锦屏）、凤仪（安顺）等书院。土家族学人严寅亮，曾执教于正本（贵阳）、铜江（铜仁）、依仁（印江）等书院。

      少数民族学人积极参与书院建设，推动了地方风气向化中原。如杨金铠（白族）在《玉屏书院碑记》中指出：“国家之元气在乎人才，人才之本原在学校。书院者，所以辅学校之不及而为国家培养人才地也。”杨名飏（白族）更是在《新建彩云书院记》中强调“虽在边陲，莫不涵濡圣化”，将边疆书院与国家大一统联系起来。总体来看，少数民族书院学人是转变地方风气的重要力量，比如段以恭（纳西族）主金华书院讲席之时，“文风大振，闾里之子弟薰其德者，无不严惮丰采”。张保岐（白族）出任澧江书院主讲，“元属之士秀而文者半出其门”。谷际岐（白族）主持五华书院，中式者众，于是“滇之习经艺为举子业者，皆以际岐为师”。

      少数民族书院学人已经具有儒学化的典型心理和人格。首先，将祖源定位于华夏文明是这种心理人格的一个潜意识表现。比如，被认定为布依族的莫与俦家族诸学人，其《家谱》则自称祖先来源于江南省上元县（今江苏南京）。这背后就是文化认同的作用。其次，这种儒家化人格还深刻地表现为在地方与中央关系中寻求自我的身份认知。比如，李元阳在《杨黻先生传》中，将传主杨黻用白语、白文写作的“山花体”诗歌称为“方言”，体现了其把本民族文化作为地方文化的态度。

      少数民族书院学人积极入仕，甚至获得举人、进士功名，并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比如，贵州松桃（今贵州铜仁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族学子贺增龄六七年中三次翻山越岭、徒步千里到贵阳参加乡举，带病答卷，最终得以中举。云南剑川白族学人寇璜乡举之后，徒步万里到礼部应试，“六会礼闱，屡荐不第”，其诗歌却记载了从云南到北京的足迹，他沿路凭吊诸葛亮、长沮、桀溺、荆轲等先贤遗迹，表达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崇尚和认同。又如纳西族学人李廷俊在京会试时，曾联合滇中举子控告权臣和珅跋扈，但“未遂其志，归田广开教育”。而徐致和（仡佬族）、聂树楷（仡佬族）和赵鹤龄（白族）又均曾参加“公车上书”，将少数民族书院学人的姓名镌刻在了晚清救亡图存的爱国丰碑之上。

文：王胜军

作者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

本文系湖南省“十四五”时期社科重大学术和文化研究专项项目《中国书院文化创新研究》（21ZDAZ09）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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