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先秦时期，并没有《尚书》这个书名，人们一般直接称之为《书》，或者按照时代将之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尚书》是汉代才有的名称，“尚”即“上”，表示这是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后来又赋予它地位崇高的含义。《尚书》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因此也称《书经》。  

中国最早的“先王政典”

      《尚书》的内容基本都与政事相关，包括上古时期各个历史阶段、各种形式的官方文诰、君王命令、战前誓词以及君臣间的谈话等，各篇章被冠以典、谟、训、诰、誓、命等不同的名称。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先王政典”，《尚书》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思想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如“天命”“五行”“九州”“德”“勤”“五刑”等中华文明基础性的思想观念，都最早见于《尚书》。

      《尚书》是若干篇文献的汇编。先秦时期的《书》有多少篇，并没有明确可靠的记载。汉代的《尚书纬》记载《尚书》原本有三千二百四十篇，经孔子择选删改，只剩下一百多篇。这是汉代的方士编造的说法，完全不可信。《尚书》一定不是孔子作的，孔子或许整理过《尚书》，但也不会是唯一的整理者。在孔子之前，《尚书》已经是周代贵族教育的重要科目；在孔子之后，《尚书》仍在继续改订增益。战国时期流传的《尚书》大概有百篇左右，另外还有几十篇性质相似的文献没有被收入，后来被编订为《逸周书》。

      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为统一思想，禁止民间传习《诗》《书》、百家语等，还进行了大规模焚书，《尚书》也在其列。秦始皇将那些不允许在民间流传的典籍都汇聚于咸阳，只允许少数官学博士研读。有一位专门研究《尚书》的博士叫伏生，他冒死私藏了一部《尚书》。秦末战乱，项羽火烧咸阳，造成了典籍的重大损失，很多秦朝的博士也在战乱中殒命，《尚书》的流传几乎断绝。到汉代天下初定，伏生私藏的《尚书》也丢失了几十篇，只剩下二十八篇，分别是：“虞夏书”（4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商书”（5篇）：《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书”（19篇）：《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伏生把这二十八篇《尚书》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写下来，在齐鲁之间讲授。后来，人们就将伏生用隶书写定并传播的《尚书》叫作“今文《尚书》”。到汉文帝时期，朝廷在天下征召研究《尚书》的学者，当时伏生已经90多岁，行动不便，所以皇帝派大臣晁错向伏生学习《尚书》，这才使得《尚书》重回官学系统，并得以再次广泛流传。

古今《尚书》之流传

      与“今文《尚书》”相对的是“古文《尚书》”。顾名思义，“古文《尚书》”就是用战国文字甚至更早的文字书写的《尚书》，当时大多数人已经看不懂这些文字，所以将之称为“古文”。这些用“古文”书写的《尚书》多是先秦时期遗留下来的古抄本，历经秦始皇焚书和秦末战乱而侥幸保存，在汉代得以重见天日。

      汉代发现的古文《尚书》有好几批，其中最有名的是“孔壁书”，也就是在孔子旧宅墙壁夹层中发现的《尚书》抄本，其中的16篇不见于“今文《尚书》”。此外，西汉宫廷秘府中也收藏了用古文书写的《尚书》百篇，被称为“中古文本”。汉成帝时期有个叫张霸的人伪造了102篇“古文《尚书》”，想进献给朝廷以求富贵，但这个伎俩被识破了。可惜的是，西汉秘府所藏的大量珍贵典籍都在王莽之乱中遗失了。汉代民间还曾有一些零星的“古文《尚书》”篇章被发现，如西汉时期在河内郡一座老屋的墙壁内发现了用古文书写的《太誓》篇，东汉学者杜林在西州得到过一卷用漆书写的“古文《尚书》”。

      由于“今文《尚书》”学派已经形成庞大的利益群体，“古文《尚书》”除了在王莽时期被立为官学，在两汉都被官学所排斥，只限于民间流传。汉末魏晋时期，“今文《尚书》”学派走向衰微，“古文《尚书》”越来越被推崇。但到了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一切都戛然而止，中国古代文化遭受了一次重大破坏，“众家之书并亡”（《经典释文·叙录》），“古文《尚书》”也完全散佚了，一篇都没有流传下来。也就是说，我们如今能看到的可信的《尚书》，只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

      但是，如果看“十三经注疏”或者其他很多《尚书》的版本，会发现《尚书》远不止二十八篇，而是有五十八篇。那么这些多出来的篇目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牵扯到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学术造假事件。

      永嘉之乱后，晋元帝司马睿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东晋，南方的局势逐渐安定。东晋朝廷要重新建立官方学术体系，《尚书》正是不可或缺的一科。当时的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进献了“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号称就是“孔壁书”，还附有汉初大儒孔安国的注解（即《尚书传》，简称《孔传》）。多出来的30篇有些是通过分割“今文《尚书》”篇目而增加的，如《盘庚》被分为《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尧典》被分为《尧典》和《舜典》，《皋陶谟》被分为《皋陶谟》和《益稷》，但还有25篇是完全新增的，其内容根本不见于“今文《尚书》”。

      在此后约1000年的时间里，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篇章的问题，而是将之视作上古流传下来的神圣经典进行研习阐释。到了宋代，开始有学者对这些篇章产生怀疑，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朱熹。他指出了“古文《尚书》”和《孔传》许多值得怀疑的现象，比如“古文《尚书》”各篇的文字都很易懂，而伏生传下来的“今文《尚书》”多古奥难解，为什么伏生偏偏记得难懂的，却不记得容易懂的篇章？又比如，号称是汉初大儒孔安国作的《尚书传》，为什么到了东晋才出现于世间？为什么《孔传》的文字风格与西汉文章差别如此之大？朱熹由此推测，“古文《尚书》”和《孔传》可能都是“假书”。

      实际上，宋、元、明、清历代多有学者对“古文《尚书》”和《孔传》提出质疑。至清代初期，经学家阎若璩撰写了《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对“古文《尚书》”进行全面的辨析，提出了百余条其系伪造的证据，让这个困扰学林1000多年的学术造假大案最终水落石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虽然参考了古籍中残留的《尚书》佚篇文句，但主要内容都是伪作的，《孔传》当然也是伪造的。所以，如今我们一般将这25篇所谓“古文《尚书》”称为“伪古文《尚书》”，不视为《尚书》的一部分；将《孔传》称为《伪孔传》，视为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尚书》注解，而非汉初的重要典籍。

      但是，如果我们如今想一窥真正的“古文《尚书》”的样子，并不是没有办法。清华大学所藏的战国竹简中有不少体裁风格很接近《尚书》的篇章，如《尹至》《尹诰》《金縢》《说命》《封许之命》《厚父》《摄命》等。这些篇章都是用战国楚文字书写的，是如今我们能见到的最接近“古文《尚书》”的文献。同时，“清华简”也彻底坐实了“伪古文《尚书》”25篇都是伪造的。譬如，“清华简”有《傅说之命》三篇，也就是《尚书》中的《说命》三篇，但其内容与现存“伪古文《尚书》”《说命》三篇内容大相径庭，这是现存所谓“古文《尚书》”系伪造的铁证。

“九州”“五福”之来处

      在《虞夏书》《商书》《周书》中，《虞夏书》产生的时代并非最早，《周书》产生的时代也不是最晚。恰恰相反，《虞夏书》的写成时间是比较晚的，大体可以确定成书于战国时期，但其中保留了不少来源很早、价值很高的早期史料。如《尧典》中有“厥民析，鸟兽孳尾”“厥民因，鸟兽希革”“厥民夷，鸟兽毛毨”“厥民隩，鸟兽鹬毛”等，十分古奥难懂。直到上世纪甲骨卜辞被大量发现，学者在其中看到关于“四方风”的记载，与《尧典》这段文字多有关联，才知道《尧典》的这段文字其实是商代史料的遗存。

      《商书》中也并非全是商代文献，其中《盘庚》很可能写成于商代，在后来的流传中有一定的加工润色。《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虽保留了商代的史事与资料，但写定时间应该是在周代。

      在《周书》中，公认时代最早的是“周初八诰”，即《大诰》《康诰》《酒诰》《梓材》《洛诰》《召诰》《多士》《多方》八篇，主要记载了周公为安定天下局势而实施的各种政策以及相关诰命，是真正的西周初年文献。而记载牧野之战的《牧誓》和记载周武王与箕子对话的《洪范》，都有明显的改写痕迹，应当视为保存了一些周初史料和思想观念的春秋文献。

      《牧誓》与《洪范》虽然时代略晚，但丝毫不影响其价值。《洪范》是中国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篇文献，蕴含的思想十分丰富。早在先秦时期，《洪范》已经广为流传，到汉代以后更是被儒家视作系统阐释上古贤哲统治思想的神圣文献而备受尊崇。比如金、木、水、火、土五行思想，君主行为与天象灾异密切联系的天人感应思想，均源起于《洪范》。“五行”与“天人感应”都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最基础的观念，大到王朝更迭，小到婚丧嫁娶，无不受其深刻影响。

      时至今日，《洪范》中的思想观念仍然对中国人具有重要影响。例如，过年时中国人常说的吉祥话有“五福临门”，家家户户都会在门窗上贴“福”字。近年来，每到大年夜，人们都会拿起手机，一边看春晚一边“集五福”。这“五福”就出自《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是中国人对幸福生活亘古不变的追求。

      《牧誓》中则记载了牧野之战时的一支多族群大军。周武王讨伐商王朝时所带领的不仅有周人，还有一支由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群共同组成的联军。有学者考证，这些族群分散于渭水、汉水一带，横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涉及如今的甘肃、陕西、湖南、湖北等地。周武王将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各族群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商王朝。牧野之战胜利后，周人也与这些族群和谐相处。上世纪70年代在陕西宝鸡发现的鱼国墓地，就有非常浓厚的蜀文化和羌文化色彩，有学者怀疑鱼国就是《牧誓》中提到的蜀或羌的后裔。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生存和活动的主要区域被称为“九州”，而“九州”就是从《尚书》的《禹贡》篇中来的。据说，大禹治水成功后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分别规定了九州贡赋。从历史上看，“九州”当然不能被视为夏禹的发明创造，而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祖先对中华大地的基本认识。根据实际的山川形势，中华先民把他们所认知的“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每州土地肥沃程度不同、物产各异，所缴纳的贡赋也各不相同。九州东到大海、西到流沙，归属于同一个政权，施行同样的文教，但也根据位置和距离的不同实行“五服制”进行差异化管理。《禹贡》奠定了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的基本地理格局，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地理志的滥觞之作。

      《尚书》的内容极其丰富，可以说是深入了解和认知中华文明的必读之书。但《尚书》也是公认的诘屈聱牙之书，历来都以难读难懂著称，从古至今研究它的著作不胜其数，但仍有许多问题依然在争论之中，也有许多疑难没有完备的解释。普通读者如果想阅读《尚书》、粗略了解其内容，可以择选一种较为严谨且相对简明的《尚书》注本。另外，许多出土文献可以与《尚书》对读，不仅有上文提到的“清华简”相关篇章，还包括许多西周铜器铭文，于省吾先生的《双剑誃尚书新证》就是利用金文研究《尚书》的经典之作。

      总之，《尚书》无愧为中华民族的“政书之祖、史书之源”，从中能充分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10期

文：刘卓异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讲师

责编：龙慧蕊  流程制作：高宁（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