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是一种传统饮品，也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早在先秦时期，种茶和食茶之俗就已在我国西南地区出现，而后不断扩展传播，并在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以茶马为对象的交换和贸易活动至少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出现，其涉及的民众非常广泛，其中就包括吐蕃、回鹘、突厥等古代民族。从茶马贸易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历史影响程度来看，尤以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最具代表性，而由此形成的相关道路系统，学界称其为“茶马古道”。

      学界关于茶马古道的定义不一，其中孙华先生认为茶马古道的核心是古代中央政府用农区之茶换取牧区之马的茶马互市的交通路线，其内涵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在隋唐时期是马土互市之道，从宋代中期至清代早期是茶马互市之道，清代早期以后蜕变为茶土贸易之道”。因此，茶马古道包含了汉藏等民族之间以茶叶为贸易物资而形成的道路、机构及沿途相关设施等。

      由于茶马贸易是唐宋以来西部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交往互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加之官、商、民都参与其中，因此地域广阔，包括云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内蒙古和西藏等地区。同时，与之相关的交通道路也十分复杂，且不同时期又有所不同。

      据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出土的茶叶遗存显示，茶叶至少在公元3世纪左右已经传入西藏西部地区，且传入路线可能与新疆有关。据李肇的《唐国史补》记载，唐代时中原地区的茶叶已经进入到吐蕃统治阶层的生活，并且茶叶品类还比较多样。但限于资料，有关唐蕃茶马贸易及其所依赖的茶马古道的情况还不太明确。从当时唐蕃交往情况来看，可能其主要线路在甘肃、青海与西藏之间，大致与唐蕃古道重合。宋代由于疆域的收缩，对战马的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赖西北地区，茶马互市及其所依赖的茶马古道得到极大发展。朝廷除在陕甘青一带设置互市换马场外，还促进了川西地区茶马古道网络的建设，形成了四川雅州、黎州、碉门等茶马互市的集散地以及与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等地区之间进行茶马互市的道路系统。

      元代由于疆域辽阔，自身战马资源丰富，故官方层面的茶马贸易有所停滞，但民间层面的茶叶贸易仍在继续。明承元统，战马资源亦受到限制，最初非常重视茶马互市，先后在秦州、西宁、河州、洮州、岷州、雅州、碉门等处设立茶马司，同时制定严格律令来维护官方对茶马贸易的控制。青海省博物馆收藏有一枚明洪武年间官方颁给必里卫藏族部落的金牌信符，长条形铜质鎏金。正面阴文楷书“信符”二字，背面铸有篆书“皇帝圣旨，合当差发，不信者斩”12 字，侧面合缝处有“伍拾号”字样。这类牌符是明朝为规范茶马互市而专门颁给甘、青等地区部落的纳马凭证。明代的茶马古道以各处茶马司为交接点，向外的道路主要是由沿途各土司势力控制，向内则是通往中原各产茶地的路线，官方对这些路线有所管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四川省四路关驿图》，绘制于嘉靖末年以后，可能是明代四川都司管理四川通向乌斯藏都司、朵甘都司和云南西北等地区的一幅关驿军事地图。由于这幅地图上标绘有许多茶山，故其也可能是明代为茶马贸易布控需要而绘制的专用地图。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对茶马贸易的管控逐渐松弛，商民参与其中并逐渐成为主力，茶马古道进一步成为沟通我国各地区的大通道。

      清朝时期，茶马古道继续发挥作用，茶叶进入西藏地区以川藏线为主，青藏线和滇藏线主要服务于本地区域。后期官方又在川藏线建立起塘汛驿站等设施，进一步保障了茶马古道的畅通。

      自古以来，茶马古道不仅是茶、马等物资流通之路，朝廷派往西藏及南亚公干的人员以及西藏政教人士去往北京朝贡、觐见，也主要是沿着此路往来的。总之，茶马古道堪称“经济之道”“民生之道”，还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道、固国安边之道，得到了历朝历代中央政府及沿途各地区各族民众的积极支持和大力维护，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李帅

作者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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